□本报记者柴会群徐楠发自四川绵阳

　　5月26日晚,在北川县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一个帐篷里,北川县委书记宋明穿着军服忙碌着。他没有别的衣服可穿。宋和他幸存的千余名下属一样,地震发生之后,除了生命,几乎一无所有。

　　但宋明不得不履行他作为一个县级党委一把手的使命。在这个艰难时刻,他必须带领他幸存的下属向十余万北川民众传达一个信息:他们仍有能力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最简陋的政府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设立临时办事处。在媒体的报道中,这被视为“再造一个新北川”的开始。

　　但事情远没有看上去的这样乐观。事实上,这可能是新中国行政史上最为奇怪的一个县级政府机构。它简陋无比,设在与北川相邻的安县的地盘上,租用的是一座已布满裂缝的宾馆(据说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一座建筑物,至少比原来所选地址———原安县政府行政办公楼———的安全性要大)。

　　宾馆一楼的五间门面房接纳了当前抗震救灾最重要的几个部门。其中左侧一间是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右侧第一间是公安局,第二间是死亡失踪人员登记处(这是为此次地震专门设立的一个部门),接下来是信访局和民政局。

　　这些门面房以前曾是蛋糕房、手机店,简陋到甚至连门锁也没有(事实上也用不着锁,因为办公室里一无所有)。不过,相对于里面的办公大厅而言,这样的办公条件已经足够奢侈。

　　办公大厅似由一个餐厅改装而成,里面沿外围摆了十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或数个单位的牌子,有四张桌子各摆着一台老式电脑,这多是由各对口单位捐赠的。

　　妇联、计生等近20个在救灾中相对次要的单位,则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他们的牌子集中摆放在一起,代表这些单位的存在。事实上,个别单位,比如妇联,在此次地震中5名干部都已遇难。损失了一把手的部门,通常以非正规形式让副职代理。如妇联这样损失惨重的单位,则从其他部门调任。

　　作为传统的小局,民政局一度被安排在大厅里。但随着灾民大量涌入,办公大厅开始吃不消,只能将外面一间门面房腾出专用。这让民政局一位退居二线的副局长很欣慰———民政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重视。这个局有三位副局长在这次地震中遇难,这位前副局长和一位前局长被重新起用。

　　由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性,民政局得到了两辆捐赠车辆。其中一辆是省民政厅赠予的救护车。由于没有司机,由前局长亲自驾驶。“没办法,大家都是人”

　　在北川县委、县政府办事处办公的公务员们,好像是刚刚经历一场战争,有的手缠绷带,有的走路歪斜。他们中间,至少一半的人失去了一位直系亲属,有亲戚丧生者则几乎占百分之百。不过,这些人似乎来不及悲伤,许多老熟人是地震后第一次相见,他们相互庆幸各自还能活着。

　　宣传部一位廖姓女士一直发呆,她失去了4岁的儿子。她儿子所在的那个幼儿园,据说只出来十多个人。5月25日中午吃饭时,她当众失声大哭。安监局的陈礼富显然地震后从未刮过胡子,他失去了母亲和一对双胞胎儿子。“那一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陈说。

　　地震让公务员们的心理变得脆弱。即便是有记者在场,他们也无所顾忌地交流着各自的地震历险。5月25日和27日的两次强烈余震,更是让正在上班的他们仓皇逃出大楼。对此,负责管理临时办事处的组织部副部长母贤友予以理解。“没办法,大家都是人。”国土局办公室职员罗华是少数拿着包从办公室逃出的人。由于财政局遭受重创,所有公务员工资冻结,这让她包中的一千多块钱成为仅有的财产。她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了从山上逃下的农民。他们要步行至少70公里,到位于绵阳九洲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他们比我更可怜。”罗华说。与国土局相邻的电力局调度楼只生还两个人。其中一位叫吴克勤,他被地震时产生的强大冲力从五楼窗户上抛出来,竟然奇迹生还。

　　地震中,县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陈翌霞只穿一件汗衫逃了出来。她和灾民们一起,从北川被转移到绵阳市的灾民安置点。下雨天冷,有好心的农民给她披了一块毯子。“此时真正感觉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陈说。

　　北川县不少公务员事后要感谢“青年创业大赛表彰大会”。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表彰会由组织部和团委主办,在县礼堂举行。共有二百多人参加,在5月12日之前,已经推迟过几次。大地震中,礼堂成为北川县城寥寥几座没有垮塌的建筑之一。组织部长王理效和县长经大中均因参加这个会而躲过一劫。

　　安监局职员陈礼富将能够活命归结为自己的节俭。5月12日中午在家吃完饭后,他下午2时20分出门,按照习惯,他通常为了赶时间会花一元钱坐辆三轮车,但那天鬼使神差,他突然想省这一块钱。结果,他单位的楼垮了,省下的这一块钱救了他的命。但他同样在路上的母亲却没有这样幸运,那天上午她刚从老家上来看儿子,结果下午上街时出事。而陈礼富家中的房子却没有倒塌。

　　县检察院的楼原本跟法院在一起,紧挨后来大面积垮塌的王家岩而建。由于办公面积小,四年前搬到山下的招待所办公。结果地震时这座楼没倒,单位职员均成功逃出。而法院却被王家岩掩埋,包括院长在内80%的职员遇难。

　　检察长李成当时正和陈翌霞等4人一起驱车去绵阳开会。结果半路上开始飞沙走石,车子砸得面目全非,但除陈受轻伤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4人从车窗中爬出时发现,车子离旁边的山崖不到一尺。文件没法盖公章

　　北川一位县领导承认,临时办事处的成立更多是象征意义,表明党和政府的一级组织机构还存在。

　　不过,目前尚不能说这个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各个部门的公章都掩埋在废墟中。据说全县只抢救出县委一枚公章。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至今并未曾使用。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截至5月26日,北川县委目前发出8个“北委震”字头的文件,但无一盖章。而一些救灾物资的接收,往往只能靠某个人的签字确认。

　　面对前来恳求开证明的灾民,民政局一度曾想出一个办法,由一位前局领导手写一个字条,然后由灾民带到绵阳市民政局,并由其盖章———由于担任局长多年,市局办事员能够认识他的字。不过,这种类似“批示”的办事方法很快被叫停,这样一来和其他部门一样,民政局也只能对前来求助的灾民做一些咨询解释工作。

　　截至记者发稿前,在北川县尚无法给死者办理死亡证明。灾民急于证明自己的财产的愿望也无法满足,因为公证部门的多数工作人员也已遇难。

　　因为无法行便正常职能,检察院一度着急。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批捕、起诉均有明确时间要求,超期即意味着违法。经向上级部门请示,获准可以延期。不过,损失更重的还是法院,由于山体垮塌,所有案件的卷宗均被深埋在废墟之中。

　　北川县公安系统在这次地震中同样伤亡不轻。其中仅曲人派出所便有8人遇难,这个派出所被塌下的山体平堆出数十米后整体掩埋,有一辆警车竟飞到了数十米高的废墟顶上。一位外面办案的警察回北川后,发现四位同事各占一角,露天看着十七名在:嫌犯———公安局看守所的房子也塌了。值得一提的是,嫌犯们虽然也有伤亡,但相当自觉,未发生脱逃事件。

　　由于失去了身份证件,公务员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成为问题。好在大家共处县城彼此熟悉,凭一张面孔也可以确认身份。

　　5月27日,灾后第15天,北川公安局开始受理各部门刊刻公章的咨询事务。对于提出刊刻公章单位,条件之一是要有各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确认,“法定代表人死了怎么办?”一位办事员问。“我们也不知道。”公安局的人答。

　　对于北川部分行政职能至今在没有公章的状态下运行,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丁山认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鉴于北川县干部队伍现状,北川救灾工作主要由市前线指挥部统筹,但以后将逐渐过渡到以北川县指挥部为主的状态。

　　据悉,绵阳市委组织部已经在5月28日下派两个工作组,到震区一线去了解干部的表现,对干部空缺进行深入摸底。在此之前,已经有绵阳市干部主动请缨支援灾区。帐篷常委会

　　尽管临时办事处挂牌成立,但北川权力运作的中心却在20公里以外的帐篷里。那里有县委书记宋明、县长经大中,和几乎所有部门的一把手。他们的帐篷办公室于5月25日由北川中学迁到擂鼓镇,这里聚集着至少三万灾民。前一天,由于绵阳市不堪重负,临时安置在市区的上万名灾民被送回北川“重建家园”,北川县的压力也由此骤然加大。

　　南方周末记者5月26日抵达“指挥部”时,北川县委、县政府的帐篷刚刚搭起。由于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灾民聚集地,此处林立着各个方面不同级别的“指挥部”,作为辖区主管的北川县委、县政府夹在其中毫不起眼,需多方打听方能找到。和县委书记、县长一样,很多北川公务员们也身着部队捐赠的军服,而白色的帐篷则表明他们其实不是军人。

　　烈日下,一个戴眼镜、光膀子的男人从一个写着“组织、人力”字样的帐篷里出来,一问,原来是县委组织部长王理效。这位曾乘农用三轮车向上级报告灾情的官员说,在县指挥部,原来北川的各部门都已打乱重组,一切工作围绕着救灾进行。

　　截至5月26日,北川县委在帐篷中召开了四次县委常委会,其中最近和最重要的一次是处理干部任免问题。一名被认为抗灾不力的乡党委书记被免职,另一名干部被临时调任。在这个重要会议上,10名常委(身为常委的原常务副县长遇难)中只有4人在场,按照常规不符合组织原则。不过王理效说,他给每位出差在外的常委均打电话征求了意见,获得了认可。

　　被免职的是片口乡党委书记。在地震中,他的母亲去世,儿子重伤在成都住院。思子心切,这位基层官员在灾区抗震一线只呆了两天,即赴成都探望。王理效说,在县常委会开会决定将其免职的时候,他实际已经意识到错误,并已经返回绵阳报到,但一切为时已晚。

　　在临时办事处,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灾民们络绎不绝。尽管他们的绝大多数问题在这里都找不到答案,但很少有人对接待他们的政府工作人员表达出不满。“他们自己也惨。”一位灾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