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领导中国，主流却视而不见

　　敬明。春树。张悦然。韩寒。

　　他们是一群用键盘写作的年轻人。他们构成了一个群落。因为他们出生在1980年或者此后，因此，“大人们”一次脑筋急转弯，称他们为“80后”。

　　如果不以写作来区分他们，“80后”代表的是出生在1980年-1989年的人，现在，这个群体已经达到了2.8亿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

　　因为写作的郭敬明被法院判定抄袭后拒绝道歉；因为唱歌的“花儿乐队”涉嫌抄袭后依旧“嘻唰唰”；因为韩寒和“老前辈”白烨口水战骂娘；因为马加爵干脆地杀害了数位同窗……因为无数个因为，“80后”一代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被贴上“自我”、“不靠谱”、“物质主义”等等标签。在“大人们”的心底，这些话语无疑是一种否定。

　　但是郭敬明的读者再多，也不能代表“80后”一代。春树放荡不羁地躺在《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上，许多“80后”们也认为这不是他们唯一的姿势。同样出生在1980年的姚明，正在美国NBA打篮球；1981年出生的李想，他的网络公司去年收入2000万人民币。

　　但他们的确堪称一代人。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8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人群。

　　他们出生时，恰逢中国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于是，他们童年的朋友更多的时候不是同辈群体，而是自己的父母。这一代人和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相比注定少了童趣的体验，他们是过早成人化的一代，是被催熟的一代。

　　独特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得80后一出生就成为家庭的核心，在研究者看来，这是他们形成“自我中心”人格的关键因素，而这种“自我中心”使得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们在面对爱情、婚姻时产生巨大的代内冲突。而他们在工作时将面对不可避免的代际冲突：和现在的社会中坚——60后、70后——相比，他们的诸多行为模式很容易被视为不职业。

　　他们一出生就搭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因此他们是信仰消费主义的一代，当他们的前辈还以消费为耻时，具备消费能力的他们已经开始奉行“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势必将深刻影响中国今后若干年的消费模式和经济结构。

　　他们是电视迷恋和网络依赖的一代，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网络媒体的全球性、互动性势必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进而可能对中国社会走向进一步开放与民主产生影响。

　　每一代人和它相邻代际的人都会有代际冲突，遑论隔代人。每一代人中，都会有成为新闻制造者的“异端”。仅以少数个案去对一代人妄加批评、指责甚至否定，试图把他们圈定在“大人们”的游戏规则之下，显然有悖于社会进化的大趋势。

　　如果从1980年出生算起，最年长的“80后”已经年满26周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公民意味着：他们将有能力用手中的公民权去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现状，重建一套有“80后”特质的新秩序。

　　“大人们”，包括“小孩们”，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新秩序的遵循者。可能由“80后”主导的未来中国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才应该是关注“80后”的根本动因。

　　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以及诸多媒体，似乎忽略了这一点。2004年，一位美国“80后”来到了中国。两年后，他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这个17岁的少年，把中国“80后”定义为：世界未来超级大国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