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李城外寄来他写的访问记《 “挖掘‘文化金矿’功莫大焉”》 ，感谢他的盛意，尤其感谢湖北咸宁的朋友们抢救向阳湖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但读着读着，心情沉重起来。记得此次访谈结束后，李城外要我题词，说每个接受访问的人无一例外得写点什么，我写了八个字：“向阳不堪，古泽沛然。”
        思绪又飘忽向阳湖，这古时候云梦泽中的一小块地方。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全国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文化部“五七”干校成了对文化人实行军事管制的改造农场。腥风血雨的向阳湖呵。
        一次，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想他们这里说的不但是指体力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当时干校流行一种说法：“要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我们也不时地像念经一样说什么：“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这里只管洗脑不管打粮，打的粮食还不够开工资呢！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也就是说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两次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试图把问题反过来看，让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者和“五一六匪帮”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 金田村》 和《石达开的末路》 抗战前就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 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为毛泽东所邀谈，战士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严谨、刚正不阿，冰心、减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所以，在干校长达6 年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些老诗人、老作家、老延安和大多数老领导非常尊重。心想，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我常常反问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和五七道路呢？公正、历史的评说，您在哪里？”那次李城外先生来，我也以同样的问题向他发问，他说：“你们所有的谈话记录我都忠实无误地整理出来，以《 向阳湖文化人采风》 为题陆续见诸报端，谅你阅过口诸位一致认为这是一座‘文化金矿’，大有挖掘之必要，因而对我们工作热情支持。”
        据《宋任穷回忆录》 载，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就代表中央宣布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上任后收缴了原中央专案组的大量案卷17349 卷、391363 件，涉及受审查人员669 人，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320 人，先后关押和监护的1124 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和外地的不计其数，受株连（有的深受牢狱之苦）的数以万计，其中包括“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被迫移交的大量莫须有的冤案案卷。“四人帮”制造冤案的手法可以归纳为六条：一、突击审讯，搞车轮战。二、指供诱供，逼取假证。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五、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六、捉刀代笔，强迫签字。七、断章取义，拼凑“罪行”。宋任穷回忆说：“林彪户四人帮，、康生、谢富治大搞逼、供、信，对老干部进行迫害，鼓吹什么‘办案的过程就是不断反右的过程’, ‘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 ‘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等谬论，要求办案组的人员‘无限仇恨’。”以上所列举的种种魔鬼般的行径，在我们的向阳湖干校几乎无一遗漏，行刑逼供，精神蹂确，花样之多，手段之毒，当推文场之最。每当我被带到用车轮战术审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暗室时，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二“这不是进了《红岩》 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长期以来，我很纳闷，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几乎默不作声。干校里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何其毒也！作家协会（五连）的情况，我在《笑比哭好》 和《想起郭小川》 里略述一二，干校各个连队的情况大致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四连）揪斗“五一六”就很典型，什么“车轮战”、“黎明出成果”、“相面法”、“狗咬狗”，最后咬到30 多人，还不过瘾，说这个数字“右倾”。体罚、打人无所不至，头颅被乱撞，脸上用点燃的烟头随便烫触，用烟斗击头，用皮靴踢人，罚站最长的达30 多小时，其狠无比，比之对付“黑帮”、“走资派”还要厉害，我尊敬的作家洁泯在《 咸宁干校记什》 中接着写道：“只要用其一端，则我命休矣”。干校里抓“五一六”是个天大的冤案也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有没有这个反革命组织？毛泽东主席早就发话，说：杨、余、傅已经解放了，“五一六”不要再搞了！但是，我们连部仍然圈住不放，甚至大抓“五一六”新动向，竟然以“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之名，在连队食堂连日召开现场会，群众发牢骚，偷偷骂娘：“把我们可怜的几个鸭蛋全让外调人员调进肚皮了！" 1974 年7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平反，“五一六”案终成笑柄。而我，苦苦等到的结论却是这样一句话：“没有发现阎纲同志‘五一六’问题。”连当时宣读这一结论的（后任的）支部书记严文井也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宋任穷回忆说，“四人帮”一被粉碎，胡耀邦同志心急如焚，说：“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总得有个说法吧？可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结论。
        其实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就拿干校来说吧，不管你怎么强调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吃苦精神，怎样感谢党的教育和贫下中农的爱护，都不堪回首！而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军管所。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邃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早在反右后期就有精神传达下来：他们（指作家们）要是不下去，派几个团把他们押解下去，你不下去我就不开饭！办五• 七干校，美其名日。毛主席派来的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你骗不了贫下中农，当地民谣说得好：“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块罗马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经验何其深刻！至于“文革”和干校还有没有什么收获，我想，天地万物，祸兮福所倚，总会找出些有用的东西来的。记得1956 年底作家协会的一次肃反总结会上，刘白羽同志的总结报告刚一结束，陈企霞就要求发言，他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如今想来，一切被烧毁的历史，总还可以在它的余烬里拨弄出数量不少的金银财宝出来吧，也许会在余烬中发现搏斗者的一息尚存的身躯和战斗者目毗尽裂的尸体，进而发掘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精神金矿和文化金矿，正像咸宁朋友现在正在做的那样。贵在精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说整个咸宁“五七干校”出了多少硬骨头，也不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四连在大会上反对打骂“五一六分子”的韦君宜，单就作家协会五连来说，真正的战士如敢于犯颜为“五一六分子”请命的郭小川们全都是宝。我非常赞同资深批评家洁泯先生在接受李城外访谈时所说的话：“向阳湖的主流是它的悲剧性”, “整个干校是一场灾难。要尽量把群众的心里话道出来，而不能单表劳动的欢乐、丰收的喜悦”; “至为紧要的是，写干校应反映历史的真实。”
        灾难的内涵是财富，但灾难就是灾难，一点不能含糊。还历史真面目，不可违心地享用苦难，也一点不能含糊。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历史的灾难将为历史的幸运所补偿（恩格斯语意）。

( 2000 年11 月4 日《 咸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