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罪”

        基督教教义有一条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树上的禁果，他们便有罪，被逐出伊甸乐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有罪，所以人是与生俱来就有罪，这就叫“原罪”。上帝曾对那男子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终能从地里得到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羡黎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终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是的，作协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都是有罪的。早在文革初期，作协这样的单位便被定了性，是“黑线专政单位”, 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因之当军、工宣队宣布解放作协那些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不论是领导，名作家，还是普通干部，其结论中都有共同的一条：“执行文艺黑线，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这就叫“原罪”，就是说，不论你是领导，是干部，是群众，只要你在文艺单位，只要你工作，你就是执行了“文艺黑线”，你就有罪。江青不是说过吗，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这条黑线“又粗又长”。你的文艺工龄有多长能超过三十七年吗？所以你的罪是与生俱来的！记得宣布作协全体人员（老、弱、病、残也无例外）下放“五七”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 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作协果然是这样做的。先是身体没病的干部们（包括审查对象）带着他们轻装后的“家当”去了，全体工勤人员（包括在北戴河管理果树的技术工人），炊事班的锅、瓢、碗、盏也跟着去了，那真是和平时期很壮观的一次大迁徙。儿个月后，老、弱、病、残、家属、小孩也来了。老、弱、病、残，像沈从文先生（随其夫人）、谢冰心、张天翼、减克家等都来了。好些家庭是彻底搬家，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还没进小学的幼儿等，也全都来了。按“原罪”说，“为文艺黑线服务”, 那些工勤人员也有“罪”；家属、小孩不能不受牵连，所以也跟着下放。再加上还有林彪发布的“一号通令”（不宜留在北京的人应迅速疏散）要执行，不想去也得去。但作协的作家们和干部们还是满怀热情地对待这件事，因为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我们有“罪”，但是我们还是要改造自己，要革命嘛！有这个想头管着，对于未来的前途，人们似乎考虑得不多。就拿我来说，全家六［1 人（我们夫妇二人、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去干校，我的想法很简单，回湖北农村无异回老家，长期安家落户也未尝不可。作为想搞写作的人，总愿意多体验一点不同往昔的生活，再困难也不怕，只是老人、孩子跟着受些委屈。
        下干校后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住房自己盖，在荒湖里边开荒种田，起早贪黑，顶着风雨口晒，劳动强度决不亚于一个普通农民，而伙食呢，就只有咸菜疙瘩、酱豆腐（还是从北京带去的）就大米饭了，湖北虽是鱼米之乡，但在极左路线折腾的年月，连食用油也很困难，只发给北京「放干部每人每月一两糠油，这对餐桌上近儿年油水还算丰富的作家、文人们，实在是生活水平大降落，一时不大好适应。所以一到大休息天，几乎没有人不走三十里远路进城去，在小餐馆稍事改善生活或买点小点心带回去。对于作协的于部，食用油问题的解决，是在次年收获了油菜籽之后。还有一件事应该永志不忘，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干部、家属、小孩大迁徙至湖北咸宁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干部下放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这样才为七十年代中后期，干部上调回京创造了条件。说到干部上调，在干校开头的两三年，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正像军代表事先打过招呼的“不用幻想回北京”。拿作协的干部来说，那几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知名作家上调回京。郭小川曾在干校本连的黑板报上发表一首短诗，结尾一句，表达了他同北京“心连心”的感情，被解释成他想回北京。汇报上去后立即遭军宣队一位领导批评：“郭小川他想回北京吗？”似乎这是一种非份之想。我们的邻居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干校的建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恢复业务工作后，原社一级领导干部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许觉民等，却没有一个人上调回去。据说，那时在京掌权的人正忙着大“掺沙子”，从其他非文艺部门调人。而原来社一级领导干部却被认为是“黑线人物”或至少是长期执行了“黑线”的。要上调，首先在新搭班子成员中阻力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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