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的政策一瞥

        那时湖北农村政策是“左”的，在种植上强调“以粮为纲”, 多样化的经济作物（如油料）及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却遭忽视。千湖之省，湖中的鱼、莲藕等收益都不要了，到处在围湖造田，不惜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而在怎样种植上也存在着主观主义瞎指挥。如咸宁地区中稻是稳产高产的，上级领导却提出了“消灭中稻”的口号，要一律改种早、晚两季稻。具体到我们干校，军宣队提出“不插五月秧”，限定在“五一”之前要犁完田、整完田、突击抢插完早稻。1970 年的阳历“五一”前，阴历才是3 月下旬，阴雨连绵，稻田里的水寒冷彻骨，而作协（在干校的建制序列为五连）的男女老少要跳进齐膝深的带着冰碴儿的水田里修整水田，然后插秧。我那11 岁的二女儿作为小“五七”战士也被干校办的中学领来了，在中学生的队伍里插秧。她性格倔强，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震天价响的口号声里，瘦小的个子半个身子浸泡在冰凉的水里簌簌地发抖也不叫一声苦、不肯上来，结果受了风寒重病一场，还落下慢性鼻炎顽症。初来干校，我们全家六口人暂时挤住在老乡一间六平方米的房里。不久两个上学的孩子去学校住宿，我和爱人分别住进了一排和二排的集体宿舍。但家中还有老母和一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孩，她们仍住老乡家里，只好自己开伙做饭。那时连里上城采购一点新鲜蔬菜也极不容易，作为家属怎好意思上连买菜呢？承房东老乡热心，在后山给了巴掌大一块荒地。老母便自告奋勇地开荒种菜。这既是为减轻连里负担，也为祖、孙二人的小小伙食单位，提供一点新鲜蔬菜。可是那时正值农村开展消灭老乡的小片自留地运动，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家老母开小片荒的事不知怎地被五连军宣队知道了。军宣队的政委遂在连队每天例行讲话中不点名地点了我：“有人身为干部，却在家里开了小片荒，这是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我被认为走了“资本主义的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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