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挖五一六”奇观

        1970 年春末夏初，作协全体人员刚忙完盖房安家、修田插秧等繁重活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而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70 年3 月27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了一个《 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 ”在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军宣队立即闻风而动，总政委亲自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和江青等人有关讲话，并说文化部是深挖的重点单位。时隔不久，在干校校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超过千人的大会批斗文化部机关的所谓“五一六”头目陈野等人。于是深挖“五一六”在各个连队迅速开展。这时各连都由军宣队第一把手（政委）亲自抓运动，组成清查“五一六”小组，日夜作战，而将劳动生产摆在了第二位，由一位副手抓。“五一六”究竟是个什么？一宣讲文件就带上了神秘色彩，而对它的“挖”和“清查”一开始也显得很神秘。人们不久终于发现，原作协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忽然失踪，不知去向。而其中一派的头头恰好关在我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湾子（村庄）里。我回家看母亲，房东大嫂悄悄对我说：某某天天晚上挨打，痛得直叫喊。你们连的某某和军代表在这里审他。你跟他们讲，打人不好，不要打人。我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又过了一个多月，人们忽又发现失踪的派头头和新挖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原两派造反组织的小头头或普通成员）被单位的原工勤人员押解着在田头的另一侧劳动。收工或上工时，一个“分子”后边跟着一个押解人员。这情景立刻使我想起土改中，农民押着地主在田间走动。或许那种［J 夜“车轮战”的方式加体罚，对某个人有了效果，于是在某天，军宣队召开全连大会，宣布某某坦白加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经过。某某煞有介事地一讲，某年某月加人，介绍人是某某某、某某某（神秘地不讲出名字）。军宣队接着就讲对某人落实“坦白从宽”的政策，即刻将他从监管中解脱，回到原来炊事班的工作岗位。军宣队又警告说，已经掌握了某某人、某某人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确凿材料，“你不用再充假正经了，再不坦白，等待你的就没有好果子吃！”军宣队的话刚讲完，在炊事班工作的一个被军宣队警告过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忽然大声念他的例行天气预报：“今晚的天气，多吞转阴”，军宣队负责人欲待发作又无理由，只好匆匆宣布散会。这样的逼、供― 信，破绽百出，有时只能产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效果，如他们突然要一个人在田头休息时当众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那人只好说：“以前我坚信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五一六’组织，现在我坚信我是参加了的！”那人后来对我说，他们的威吓令他恐怖，只好顺着他们的意思兜圈子。挖出的“五一六”分子和嫌疑犯、被警告的人愈来愈多，人们不知道一个百十来口人的五连究竟暗藏多少“五一六”分子，只知道，那两个造反派组织中不挨整不被怀疑的青年大学生（他们毕业分配来作协不久，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很少很少了。有的人在军宣队进驻作协后一直受信任被吸收参加专案组工作。忽地有一天军宣队通知他“下午你来专案组”。下午他去了，军宣队负责人对他说：“你当是办谁的专案，今天就办你的！”他被留下“交代问题”，立即失去了行动自由。军宣队接着在连队召开大会，动员别人揭发他的问题。
        在“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军宣队一再宣布“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的森严政治气氛中，1970 年夏秋之交，这来自北京军区驻张家「J 野战部队的军宣队忽然宣布撤离，而由来自湖北军区地方部队的干部战士“接防”。
        我在作协作为被造反冲击的对象关在“牛棚”里两年多，直至工、军宣队进驻后，才得以解放。但平心而论，我从不怨恨那些造我反、有时斗我斗得很“凶”的人们，尤其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大学生们。他们一腔热情，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反修防修”，发生错误，个人能承担多大责任？即使有某些过火行为，只能说是一时的迷误，总的说多数人还是个认识问题。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就说过“子教三娘”, “子”的冲击，对“三娘”也有所帮助，至少可以促使“三娘”反省自己。为何便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为何便是反革命？我被宣布解放后，很快同这些造反青年相处得很融洽，彼此加深了解。到干校后，朝夕相处，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更增添了友谊和个人交往。而今，他们一个个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揪出来，我觉得实在过头了，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再加仁老乡向我说的那种逼供打人情况，因之，我曾当着军宣队和我们排领导（她是挖“五一六”积极分子）的面以婉转的方式谈了我的看法，着重谈的是“反革命哪有那样多？" “打人不好”这两点。孰料，在紧接着而来的1971 年的整党和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运动中，我再次挨整，三四个月恢复不了组织生活。一些参加了挖“五一六”工作的人硬要我承认是“五一六”的代理人，而且要我深挖历史根源：“你一贯站在反动立场，从［改到反胡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到这次挖‘五一六’反革命，你哪一回不是同情阶级敌人、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 ”这样我无出路了，动了结束生命的念头。在文革初期对我冲击最厉害时刻，也从未动过这念头。但不久还是重新燃起了看看未来，看看究竟的想头，生命之火才没熄灭。而年轻的造反青年的际遇，正像七十年代末期一位也曾在挖“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并被投人监牢的青年告诉我的：“这就像当初攻打一座城堡，毛主席架起了梯子，鼓励我们匕卜，曰等上到城头，回头一看，才发现梯子不由分说地被人撤去了，这时想下也下不来，除非你想跳下城楼自杀！”他的比喻生动、贴切，这是一种尴尬、莫可奈何、无处诉说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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