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士与秀才
        兵士和秀才― 军人和知识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军人负有守土卫国的重任。知识分子在各自的业务岗位上，参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的职责都很光荣。但在文革的特殊年月，这两种人走到一起，他们彼此的“份量”却太不相等了。假使用一杆天平称，知识分子那头之轻，是否有似“鸿毛”? 
        在我们五连，有一件人们互相传说的真实的戏剧性故事。本连新任最高领导― 政委（原任鄂西某县人武部政委）走马上任了，立即接手清查“五一六”等等未了的重务。一个己被点名的“五一六”“嫌疑犯”（大字报贴在他的住房门口，起头一句话是“兵痞某某某… … ”）恰巧是这位政委以前的老相识，这事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明白，别人是不清楚的。有一回他们面对面走过一条田埂，“嫌疑犯”，正待同他招呼，政委却已调脸侧身而过。出乎他意外的是政委不仅装作不认识他，还在连的例行点名会上，不点名地继续点他二“有人说是养病，却在那儿清闲地玩钓鱼杆。你的‘五一六’问题交代清楚没有？”那时他确实患有肝炎，“玩钓鱼杆”的在连里也仅他一人，他很恼怒，操着四川话私下对朋友说二“格老子说我是‘兵痞’，要说‘兵痞’连里还有一个，那就是当今在连里掌权的那个。惹恼了，老子把什么个端出来！… …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嫌疑犯”、原《 诗刊》 的编辑，在老家四川快要解放的时候，他不过是个14 岁的孩子，同当今连的政委（他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同被国民党抓了壮J 一。在那个烂部队里混了一两个月，解放大军一过来，他俩立即做了俘虏，即刻又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一来，他随部队赴朝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考人一所大学中文系深造，毕业后分配来作协《 诗刊》 任编辑，也常在各报刊发表诗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经受过战争考验的，（他在朝鲜挂过彩，有至今留在腿上的疤痕为证。）在文革中他不过是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虽说文革发动之初，在那种潮流下，他也有些过激的言词或行为，而今时间过去了好儿年，他肯定已有了自我认识，在挖“五一六”运动中却还要将他当做怀疑对象，当做“反革命”嫌疑犯来挖掘，并且乱扣他一顶“兵痞”帽子，他怎么能够不感觉忿忿不平呢！再说，他的小伙伴，那位现今的政委，当时参加了地方部队的剿匪工作，后来一直留在地方部队，辗转到了湖北西部。两人的起点本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一个受了大学教育，一个继续留在部队。而在文革中，一个成了支左的领导者，一个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虽是受的新中国学校的教育，而教育部门在文革中也被说成是“黑线专政”）、被改造对象，甚至变成“反革命”或处在反革命“边缘”，两人的距离拉大了。在连里居第一把手领导地位的政委，他的想法或许是为便利工作，最好回避与某某是旧相识的这层关系。对某某的怀疑后来不了了之，而那位政委在一年后也奉调离开了五连。有趣的是，在他离开的那天，那位诗歌编辑也加人了送行的行列。政委友善地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你不是某某某吗？我早就认出了你，好好改造思想，还是有前途的！" 
        这个故事，见出了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掌权的军人和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各自的尴尬。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普通的军人，被置于极为特殊的位置；而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的对象被降至社会底层的行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那时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革命”空话，实际已落实为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惩罚行为。在文化部干校，这现象真是触目皆是。我们并非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也是一桩乐事。而干校安排知识分子劳动，那是基于知识分子有“罪”，似乎他们理当在惩罚性的劳动中赎罪，没有哪个“革命派”敢公开同情他们。不仅像作协这样“黑线”单位的知识分子有罪，就连我们的左邻右舍― 十四连（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五连（原商务印书馆）、十六连（原中华书局）― 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是罪孽深重的，据说他们出版的全是“封”（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学术文化著作）、“资”（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和苏联的现代文学名著）“黑货”。传播知识的人，因知识而成了罪人。所谓劳动改造，连老、弱、病、残者也无所顾惜。
        我好几次从十五连住地路过，看见年过半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陈翰伯在江南盛夏的毒日头底下装卸那些大卡车载运的盖房用的红砖头，他颤抖着手，汗流满面地每次提拽四块砖，不断地提拽。这完全是壮工干的活，却由一个体弱的已进人老年的人承担。陈翰伯是什么人呢？这可是一代风流人物，也可以叫做风云人物，我多少知道他一点。“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具体领导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的环境里办刊办报，撰写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反动统治的文章。我在中学时期便常读梅碧华撰写的国际时评文章，后来才知到梅碧华便是陈翰伯。解放初期，他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担任领导职务时，我常听他作报告。后来是他受命一手筹办恢复了商务印书馆这个我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名气影响也最大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位对我国宣传文化事业贡献颇多的有名的活动家、理论家、出版家，为何在有了一把年纪后只够格当个壮工呢？
        还有十六连的金灿然（原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我好几次看见一个身体瘦弱、病快快的老头儿吃力地在菜地提一大桶粪。人家告诉我，那是金灿然。他有很璨然的革命历史( 1938 年去延安）和业绩（早年曾是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一书的得力助手），而今年老体弱多病，却被发配到干校来遭罪，他终于在1972 年过早地死去。
        那么，我们再看看掌权的军人们呢？我前边已说过，在那纷乱的年月，他们受命进驻是有功的，起着领导和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时间久了，也有其副作用的一面。普通的连、营级甚至排级干部经验有限、政治文化素养有限，骤然掌管一个从前是地师级甚至省军级（如中国作家协会）单位，成了“政委”。一元化领导权力既空前增大，又集中，前呼后拥（在干校，全体“五七”战士，包括老、弱、病、残天天都要一F 地劳动，而这些体壮力强的年轻政委主要是坐在家里抓运动一一挖“五一六”、整党等等），有的人难免飘飘然，说话不谨慎。有位支左人员曾对人说：“我现在相当于以前作协的刘白羽。”另一位支左人员曾对他中意的发展对象说：“你为什么不人党，党票是政治资本呀！”把那位谈话对象吓了一跳。特别在生活方面欠检点，于是在干校这个儿千人集中的大范围内，时有狠褒女性的丑闻传出，一些人不得不在仁级命令下，卷起铺盖卷走人。我们大队（儿个连，组成一个大队）内，就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些只能说是大气候下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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