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是结局

        我最后一次看见邵荃麟大约是1968 年初春，专案组的人将他从文联大楼地一「室（那时地下室囚禁着两个人，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刘芝明）带到四楼提审。这时邵荃麟身体已相当虚弱，上楼时发出很大的哼哼声惨不忍听。邵荃麟平时本是以吃流食（如牛奶等）为主的，而今看管他的人，据说硬要他吃难以下咽、消化不了的窝窝头。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惩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年后邵荃麟交卫戍区监管。1971 年6 月10 日，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1975 年某天，我去看不久前复职任总政文化部顾问的刘白羽。白羽对我说他被监禁在秦城六七年。在那单人牢房里没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刚放出来，发生语言障碍，好些词记不起来了，说话异常吃力，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
        多灾多难的老诗人、国际活动家萧三。萧三是毛主席从小学到第一师范的亲密同学，曾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同世界闻名的一批大作家，如苏联的绥拉菲莫维奇（《 铁流》 的作者）、法捷耶夫（《 毁灭》 的作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等等，均有联系和往来，为加深中国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友谊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是《 国际歌》 词最早的译者之一，抗战初期回到延安，解放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仍然经常出访国外，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59 年我受命为他笔录一篇短文在《 人民文学》 发表，曾去过他家。这是一个“国际家庭”，夫人叶华是德国人，新华社摄影记者；女仆瓦佳大婶原籍俄罗斯。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的诗人，尽管是久经考验的，却立即成为有关部门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文革发动后的1967 年6月，立即被捕人秦城监狱。倒是免了在作协挨批斗。夫人叶华在他前儿天被捕。萧三夫妇作为“苏修特务”在秦城单人牢房分别关押7 年，他们的问题却一直查无实据。萧三年老体弱多病，又不断提出抗议，才于1974 年10 月被释放回家，仍是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受街道监管。萧三的问题是胡耀邦、王震等同志亲自出面过问后，才于1979 年9 月宣布彻底平反。三年后的早春，老人辞世。
        林默涵的信和周扬一案的松动。1975 年林默涵同志自江西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有分析地陈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阅后有个批示，看来周扬一案需重新审理（大意）。周扬那年月不仅是“修正主义分子”，还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毛主席的批示，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意味着周扬一案有了松动。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具体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不少文艺L 作者纷纷l 旬匕写信反映情况，包括作品和作者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向上写信，才导致毛主席批不举行聂耳逝世40 周年、冼星海逝世30 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纪念会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刁难、破坏，尽量缩小了规模和影响。
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是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 黄河大合唱》 的词作者。可是文革开始后，张光年不仅受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连《 黄河大合唱》 的歌词也被列为宣扬周扬“国防文学”、“阶级投降”路线的“黑标本”，被《 红旗》 杂志公开批判。那是七十年代初期，张光年也在干校五连。因身体较弱，同老诗人减克家一起轮流担任五连的值班守夜人。《 红旗》 登出对他的批判文章后，五连的人也不得不开张光年的批判会，将历史早有定评，人民十分喜爱的佳作“批判”。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还是导致了文化部在北京留守的干部部门，宣布将张光年解放。
        老剧作家、原《 人民文学》 副主编陈白尘也被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戴的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陈白尘远离南京的家，在干校五连长期当了放鸭的“鸭官”，风雨中独自在泥里水里来去。七十年代初期《 红旗》 杂志登的批判文章也点了他的名和剧作，他也在干校横遭批判。1973 年下半年，干校的干部部门，解决了陈白尘的问题，他从干校直接返回南京。（陈白尘于文革前夕的六十年代中期，离开中国作协，调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冯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是1972 年下半年，诗人李季从军宣队里接任干校五连支部书记后，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生活，从而实际上吹掉了他这顶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的。1973 年干校军宣队领导批准冯牧回北京养病。但是侯金镜含冤早逝，却没有亲自看见自己平反的这一天。冯牧回京后一直在家闲居，直至1976 年10 月“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复出。张光年也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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