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必须着重处理好文化建设与市政建设、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文化传统与现实发展、合理借鉴与特色发展以及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等关系，这既是实现城市文化本身和谐发展的需要，又是保障城市化走上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动力。
　　关键词　城市文化　农村文化　文化传统　文化产业　公共文化
　　作　者　吴锡标，衢州学院教授。（浙江衢州：３２４０００）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根据建设部所编的《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城市化以城镇建设和发展为前提，但又绝不仅仅局限于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口的集聚。相反，城市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底蕴及建设力度，无形的、充满丰富内涵的文化建设，才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和魅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然而，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实践却表明，人们所高度重视的往往是“有形”的建设，而城市文化建设这一“无形”层面却被严重地忽视了。
　　
　　文化建设与市政建设的关系
　　
　　文化建设与市政建设关系的处理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必须明确指出，经济发展虽然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但它并不会自发生成正常、健康的城市文化体系和发展机制，需要各城市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探索和引导。作为城市社会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基础的城市文化是空中楼阁，没有文化的城市经济则是缺少灵魂的畸形产物。
　　《“形象工程”何以多达两成》一文曾尖锐地指出：“在现实中，‘城市化’常常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性的造城运动，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和商人的利润追求结合在一起，成为城市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作为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类文明的存在、发展方式，‘城市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乃至建筑意义上的‘化’上，更体现为人的生活在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上文明程度的融合、提升。”［１］该文直面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即将城市化单纯地理解为市政建设（尤其是形象工程建设），而严重地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建设。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商业化浪潮，使许多城市越来越远离历史和自然，而其中，很多所谓的形象工程（或者是政绩工程），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既没有历史积淀，又缺乏地域特色。
　　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根脉，应当充分体现在市政建设的方方面面。
　　首先，城市文化的根基在于其“年轮”。没有历史感的城市，谈不上文化的传承。城市建设如同书写一部历史，城市文化首先应当是在尊重历史发展的城市建设进程中形成的。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我国许多地区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城市遗存的保护，城市建设也因此反映不出历史演变的进程，从而割裂了历史和文化。
　　其次，城市文化的活力在于其“特色”。特色是城市的活力和魅力所在。没有特色也就意味着缺乏知名度。在城市建设中要善于挖掘、利用、发挥和体现特色，从中培育特色城市文化。如，景德镇的知名度得益于瓷器的特色，瓷器文化作为其城市建设的文化根基，渗透于城市建设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衢州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文化”（南宗孔氏家庙）和“棋子文化”（围棋圣地），因而，衢州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就应充分做好这两大文章。一个城市只有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出发，才能因地制宜地作出科学定位，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从而形成独一无二的特色，更好地在城市文化方面展示自身的竞争力。
　　再次，城市文化的落脚点在于其“细节”。城市文化不仅仅体现于城市的宏观规划，更体现于其具体的、精心的细节设计。因此，大到城市规划的制定、完善和实施，新区的建设和老区的改造，小到城市的公园、广场、雕塑、道路以及楼房等每一项建设，都要体现其文化内涵，也即要通过对城市自身历史文化等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让城市文化的个性和特点覆盖市政建设的各个细节。城市建筑特别是公益性建筑，不但要创特色，更要具有文化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使其成为永久性和标志性建筑。总之，只有传承文化根脉，把文化要素真正融入到城市建设之中，才能给城市注入灵气和魅力，从而不断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创造出优美舒适的人文环境。
　　
　　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关系
　　
　　城市文化集中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品质，是城市的灵魂；农村文化则反映了农民的文明程度、精神世界以及人格特征。“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沿袭乡土传统的农村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在地理纬度上相互隔离、时间纬度上同时并存。不同的文化特质和不同的经济基础，形成农村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城乡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成就动机、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２］而这些存在于学生群体之间的城乡文化差异和冲突，正是整个城乡文化冲突的典型缩影。
　　首先，两种文化的冲突表现为争夺主流文化的地位。基于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城市文化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中往往易占主流地位，表现为城市本土居民对于农村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具有两面性，即“自主性”和“兼容性”。所谓自主性，就是以我为主地看待农村文化；所谓兼容性，就是为我所用地接受农村文化。这种两面性态度使得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极易产生“主”、“客”之分，从而形成身份区别。因而，对于作为农村文化主体的外来人口群体而言，其认同城市本土居民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本土居民及当地社会环境的尊重；融入城市本土居民文化，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弃自身文化，而是在文化观念上由“客”转变为“主”。
　　其次，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表现为文化的转型。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相伴的，“以外来流动人口为表征的城市农民工群体，已构成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二元’结构中的新一元，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农民——市民’二元结构过渡到新的‘农民——农民工——市民’三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３］但这种转变不能只停留于表面上的身份变化，事实上，农村居民的真正城市化，最根本的是实现文化形态的转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乡文化的交汇、融合，看成是将农民改造为城市人、城市文化同化农村文化的过程。一个正常、健康的城市社会，必然是多种文化群体平等相处、协调发展的。也因此，提高城市文化的整体水平，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鼓励和支持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
　　第三，在两种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必须防止两种偏差：一是城市文化将农村文化“殖民化”；二是因农村文化的“固守”性而导致“文化贫困”现象。前者采取的是“妄自尊大”态度，认为城市文化优越于农村文化，农村文化一无是处。后者采取的则是“妄自菲薄”态度，由于各种原因，农民进城后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群体，出现所谓的“城中村”；这不仅无益于他们有效地接受城市文化，反而容易使其自身的“劣势”固守下去，并且在心理上产生对城市文化的抵触。因而，只有“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才能促使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具有崭新内涵的城市文化。
　　
　　文化传统与现实发展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主席就向中国城市规划界指出，中国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这是很遗憾的。希望中国的城市建设能够尊重中国文化，尊重城市原有的特色。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那些虚假、肤浅的标准概念洪水淹没。这段话的本质，一是指向如何实现文化传统与现实发展的和谐与统一，二是指向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和谐与统一。
　　

　　所谓文化传统，“一般说来，是特定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它或者表现于物质载体，如建筑、雕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或者表现于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于抽象的性格、能力、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标准；或表现于各种知识信息的积累、贮存。文化传统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４］一座城市，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现实文化都是其价值所在。一个城市若抛开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就会给人以轻飘浅薄的感觉，其知名度、凝聚力和辐射力也因此会大打折扣；但同时，若不注重创新和发展，也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现代城市必须从传统和现代化两方面吸取精华，使文化内涵得以提升。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积极提炼，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许多城市都在提炼城市精神。城市精神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体现，是城市文明的精华所在，应该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性；它既形成于历史长河之中，又反映时代发展需要，应该充分体现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的辩证统一。如，“胆剑”精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城市精神，其特征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敢作敢为、创新创业”，这正是其城市文化的灵魂及本质所在，是其博大精深的古典文明与充满活力的现代文明的有机统一。文化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在于人的素质竞争，因而，提炼城市精神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如，“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广东人精神，就激励着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此外，一个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我国在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上，一方面是资源闲置，另一方面是资源紧缺，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在资源的利用方面缺乏灵活有效的机制，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对有形资源重视多，对无形资产利用少；对现有资源使用多，对潜在资源挖掘少；对自家资源管得多，对盘活资源协商少。［５］总之，只有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尊重现实、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先进的城市文化。
　　
　　合理借鉴与特色发展的关系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城市文化作为一种软竞争力，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软环境，文化软环境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城市文化建设既要充分尊重文化发展的普遍性，适应全球化的浪潮；又要在国内外各城市之间的相互借鉴中，充分保持和发挥区域特色和自身特色。
　　“全球化决不等于一元化，更不等于殖民地化……恰恰相反，全球化是要求各个不同民族都以自己璀璨的民族精神加入到全球化的行列中，来丰富全球化。越是有益于人类的民族品格、民族情操、民族韵味，全球化越是欢迎，越是高举。”［６］我国的许多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区域性优势，既有凝聚力，又有辐射力。如，有学者把西安精神归纳为“雄浑、厚重、质朴、实在”，认为其客观依据有四：一是辉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二是雄伟古老的城市建筑风格；三是渭水秦山的自然怀抱；四是简朴务实的生活习惯。［７］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应以城市文化的特色为本，合理借鉴国内外城市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在特色保持和合理借鉴中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涵。
　　“从中国城市文化的现状来看，中国有那么多延续千年以上的古都，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大量的名胜古迹以及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可是，没有一个城市被列入联合国所设的‘世界文化名城’范围，……中国沿海城市到内地的城市建设，从原来的古代名都的发展到现代新兴城市的建成，其规划与建设大体上都采取了类似西方式风格的城市发展原则，而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整体风格定位和‘城市特质形象定位’。”［８］“要使不同文化传统的城市文化能够在全球化的冲击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获得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式，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以提供某种正面的价值资源。……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借鉴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规模和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中采取不同的发展对策，在增加城市数量的同时改善和提高城市的质量，真正保持中国城市文化的个性与特色。”［９］多元文化竞争的理想结果是形成“多赢”的文化格局，无论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还是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都应在接受多样性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冲突，寻找文化的普遍性和共同点。
　　
　　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的关系
　　
　　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经济结构以及城市人口结构的多元化，从量和质两方面对城市文化的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文化需求（消费）与文化供给（生产）、开放文化市场与健全文化管理机制等矛盾也日益突显；而这些矛盾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恰当地处理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的关系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必然趋势。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而判断文化产业是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标准就在于看它能否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一致时，要首先和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矛盾时，要自觉地服从社会效益。”［１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将文化事业全盘推向市场。文化产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现阶段，应加大力度，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
　　笔者认为，如果从文化活动的参与者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话，城市文化建设大致可从３个层面展开：文化市场建设、文化精品工程建设和文化扶贫工程建设。文化市场建设应走产业化道路，这就需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完善文化产业环境，创新文化市场机制，从而保证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文化精品工程的直接或短期经济效益可能不明显，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民族综合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对此，政府应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集中组织力量，增加资金投入，在人力、财力、时间等方面予以充分保障。文化扶贫工程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特别关注以下两类弱势群体，“一方面城市原有中低层居民的生活结构遭到破坏，被挤入城市边缘，而另一方面伴随建设高潮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又很难真正融入扩张后的城市，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表面”［１１］，他们在物质层面的困窘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行、为农民工“讨薪”等等就是明证，但他们在文化层面的贫瘠则尚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文化扶贫工程应主要面向这两类群体。很显然，这一工程必须纳入公共文化建设体系之中，政府作为投资者和组织者，应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加以考虑，一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二是通过引导、教育和培养等途径，切实提高这两类群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使他们产生参与文明健康文化活动的需求并且有条件实现这种需求。
　　文化精品工程建设关系着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文化扶贫工程建设则关系着城市文化空白的填补及社会的稳定，它们分别在两端推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谐的城市文化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
　　
　　注释：
　　①本文系２００４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西南城市化进程与社会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ＮＸ０４ＳＨ０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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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朱虹． 大学校园：二元结构的延伸与城乡文化的冲突——对马加爵事件的社会学反思．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４）
　　［３］文军． 从季节性流动到劳动力转移：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及其系统构成． 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６（１）
　　［４］戴逸． 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抱什么态度． 文史知识，１９８７（１）
　　［５］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ｓｔｃｉｔｙｅｄｕ．ｃｏ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ｄｒｅ＿ｅｄｕ／ｉｎｆｏｌｏｏｋ． ｐｈｐ＝ｐｒｏＩＤ＝１２４＆ｉｄ＝８５５
　　［６］邓伟志． 和谐社会笔记．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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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倪志娟． 中外城市文化比较． 南方论丛，２００５（２）
　　［１０］昭然．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积极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３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