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新京报》的专栏中，我提出把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当作高等教育的中心：中国的大学总体上面临发展前景的不是升级而是降级；政府应该考虑在未来几年有序地把大部分高等院校降为大专式的职业学院，使高等教育结构符合中国未来几十年产业结构的要求。

    那么，怎样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呢？首要一点，就是给职业学院以充分的尊严。

    为什么中国的大专中专纷纷想升级成为大学，而没有大学希望降为中专大专？这当然是计划经济中的行政级别使然。大学的级别比中专大专高。谁不愿意当个大点的官呢？当官僚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主宰了高等教育时，高等教育的结构就越来越脱离市场的需求，大学生成了校长们官运的筹码，一窝蜂去读四年制大学，毕业当然也就找不到工作了。

    不过，这种官僚逻辑背后，还有一个陈腐的社会共识，觉得中专大专就是不如大学，那里的学生“不是读书的材料”，毕业后很难成为“劳心者”，将来前途也是“封顶” 的。比如，我们的中专大专学生，很少有日后上大学的；即使他们偶尔有上大学的机会，也根本不可能把中专大专的学分带入大学。

    美国的职业教育，以社区学院为主导，表现颇为有效率，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三分之二的员工就是社区大学出身。为什么会如此？一个原因是社区学院不“封顶”。不错，社区学院的学生平均素质远低于四年制大学。但是，社区学院给学生向上发展的机会。比如，有些学生没有钱支付四年制的大学教育，就在社区学院两年毕业，进入劳动市场，以后经济状况改善后再进四年制的大学，并把社区学院的学分带到大学中。这样，他们基本上再读两年，就可以拿到学士学位。

    有研究表明，从社区大学转到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比那些一开始就上四年制大学的人更成功。我在萨福克大学教书，今年班上就有一个从社区大学转来的学生，26岁，比一般本科生大些。他是从经营食品店起家，又在社区学院毕业，慢慢对历史有兴趣，希望读博士，日后成为大学教授。他一上课就显示出高人一头，甚至把班上另一个曾被斯坦福录取的高才生也压了下去。我特别给了他一堂课，让他讲鸦片战争。他在此之前毫无中国历史的训练，但居然讲的头头是道！我事后请他吃饭时，他坦率地告诉我：工作一段时间，认识了社会，思想成熟，知道教育的重要，更珍惜机会。而这样的素质，一般本科生是很少具备的。

    可见，美国的社区学院，不是“终端教育”，不是一毕业就到顶了；而是给起步的人提供一个向上走的阶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走走停停，一级一级向上爬。为证明这一点，我不妨提供两位从社区学院毕业而获得成功的人士的履历表。

    第一位叫Carol Swain。她出生在弗吉尼亚农村的赤贫的黑人家庭。母亲和不同的男人生了十二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在一个受虐待的家庭长大，没有一个能从高中毕业，不进监狱已经算万幸。她也从高中辍学，但日后觉醒，先上了弗吉尼亚西部社区学院，在1978年拿了个副学士；后来上了四年制的Roanoke College，1983年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又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则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在这期间，她曾是拖着两个孩子靠福利吃饭的单身母亲，在老人院，制衣厂干粗活，走家串户推销，在图书馆打工。终于，她成为一个著名的大学教授，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两名黑人教授之一，后来到了南方名校Vanderbilt当了终身教授。

    第二位叫William Green，是个管道工之子，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干粗活，从来没有想到上大学，因为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一个叫Dean College的社区学院看朋友，突然被学校的气氛感染，就到那里读书。如今，他是美国著名大企业Accenture的总裁，并成为该校的校董。他是美国企业界为社区学院说话的最强音之一。

    其他的例子还有许多。不过这两个人的教育经历和业绩能够充分显示出：如果没有社区学院，美国的许多精英，特别是从草根层一点一点爬上来的精英，就可能根本不存在。社区学院降低了大学的门槛，可以让许多弱势阶层的子弟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主张在大学的框架中建立中国的职业教育体制。职业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有能力和条件可以上大学，他们的学分也可以部分带入大学。这样才能创造更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些民工子弟，也有望从职业学院起步，最后成为我们社会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