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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热。 大热的结果虽不一定是大兴，但至少是大幸。国学博客之幸，国学短信之幸，当代国学大师之幸，国学班之幸……于丹之幸，据说一本《于丹〈庄子〉心得》印了百万册仍是卖到脱销；《百家讲坛》之幸，一档与当初电大函授课程无甚区别的节目，不但以极低的成本博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而且更使其在坊间赢得了“国学殿堂”的称谓；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先贤之幸，倘若他们可以收取版税的话，今年诸贤的收入就算不能富可敌国，但至少已经可以抵过王朔、小四这些大户了。尽管诸贤的著作被买来不是为读的，而是用来做在书架上衬托于丹读后感的装饰。 在电视里一档貌似学术的节目里，看了几次白话《聊斋》，就是国学启蒙？或者听了数次郭德纲的传统段子，就是国学复苏？再或者发短信支持了《红楼梦》选秀，就当是国学重又回到了顶峰？罢了，罢了，对于这些内核就是评书、笑话、说唱的艺术，却主动或是被动地披上了国学的外衣，不知是笑着哭好些，还是哭着笑好些。 虚火一片，究竟何谓国学？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具体来说，倘若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文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换言之，所谓研究国学者，诸子至少要通一子，诸经至少要通一经。 试问出书潮中，讲坛之上的 “其实 其实，就算是把国学的定义放宽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想要达到民众的普遍理解和普遍接受，也已经很难很难了。 且不说中医的尴尬，中国标志的尴尬，中国教育的尴尬……能想象到类似语言学大师吕叔湘、王力，词学大师夏承焘，史学大师陈寅恪，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人，在衡量他们是否能入学，是否能升级，是否能毕业，是否能授业等等一系列标准时，都要用英语几级来判定吗？就说我们应该如何呈现自己的传统文化：用文字？繁体字早已不在了，二十四史不转化成简体字大多数人看不得的；用文学？古文完全失效，连白话文都变质了，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用国画？作为画种、工具还在，但山水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方式没了；用民俗或是什么民间文化？上万种玩意儿，每天都在消失，只剩下几个人会了，所以首先要保护的是他们，这些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建筑？好办法，但遗憾的是除了故宫、颐和园几个实在不能拆的之外，其他的，要么灭种，要么变种。 于是，反思在所难免。 中国的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化的根究竟在哪里？中国到底应该给外国人展示怎样的中国？难道当着西方人的面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原著才是有文化？ 这种困惑、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才有的，可以说当国学这个概念在百年前被提出时，就已经是危机重重了。否则王国维在投水前就不会留下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的死，表面上看是在殉清，其实体现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式微的隐忧与无奈。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不能否认，当下爆发的国学大潮中有着相当数量的反思者，但殉道者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借机炒作者。比如一拥而上的所谓国学大师，在师从王国维助教陆维钊的章祖安看来，钱钟书应该是中国最后的一位国学大师，“中国的文化已然断裂，自此以后已经不可能再有大师，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国学原典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太厚重了。” 是大师之亡，还是国学之亡？幸运的是我们至少还没有忘记——山高水长，俱在眼前，历史断层，无可度越，然而好在玻璃是透明的，慎言多行，也许还能承接今朝与夙昔迢迢千年的文化渊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