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以前，我向往做一个鲁迅那样的启蒙者，但是我发现那条路越走越绝望。在绝望的时候，带给我慰藉的，只有诗词。直到有一天，我读懂了孔子，知道了惟上智下愚不移的道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启蒙，正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武装人民，最终是武装了暴民”。我的启蒙之梦一下子就醒了，也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再写诗。 不再写诗，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损失，反而意味着，我的心灵不再痛苦到时时需要诗歌作为镇痛剂。当我不再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而是把自己定位成儒教士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不再试图去启蒙，而是努力去教化时，我发现自己的痛苦也少了许多。而这个时候，诗词对我来说，有了一层新的意义：牠是我传圣门之道的工具。 圣门的道理堂庑深大，而其根本意旨，则在培养以知识德能为主的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在西方叫作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在传统中国，对这阶级的培养，是依靠诗、礼、乐这三教而实现的。而诗教又是其中最基本的。孔子设此三教，真非有大智慧莫办。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的陶冶能净化人的气质，提升人的境界，而使人格臻于完善。 近世西方有通识教育——Liberal arts之说，其教育理想，是培养有自由精神、注重向上发展的人格，考其情实，与吾圣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学，在止于至善”同其沆瀣。我个人服膺《大学》的理念，故亦认同通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出路所在。既然通识教育和圣门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不应忽视传统的资源。既然诗教在历史上曾起到良好的作用，今天我们苟有志于施行通识教育，便不能不重视诗教。 什么是诗教？我不认为中华诗词学会推行的“诗词走进大学校园”、“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就是诗教。让学生掌握诗词格律，乃至会诌上几句，这决不是诗教。至于把诗词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把学生的思想统一在意识形态的框框里，更加不是诗教，而恰恰是诗教的反面。今天某些人借讲诗词来宣传“爱国主义”，从表面上看，与圣门教忠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二者完全不同。圣门的忠，落实到个人的内心修为，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和理念，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忠于信仰，忠于理念，而非忠于一家一姓，以此可知，今人每每说古人愚忠，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而爱国主义却是在要求人发生一种对外物的爱，这与基督教教义要求先爱上帝，再爱妻儿，其本质毫无二致。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无益于人心的充盈向上，更加不利于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养成。从这个例子，就可看出，真正的诗教一定是属于通识教育的，一定是要落实到个人的。 我们必须要明白，诗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宣泄。正像早年郭沫若所说的那样：“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充实了的主观产出。”只有认清诗的本质，诗教才不会走向牠的对立面，变成政治的附庸，洗脑的工具。 诗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宣泄，是自由，诗教就必须要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作所有美德当中的第一美德。除此之外，民胞物与的情怀、担道弘毅的精神、对知识、对往圣先贤的敬畏之心，都应成为诗教的内容。 2006年的春季学期，在张海鸥教授的力荐之下，我给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开设了诗词写作课，在第一堂课，我就明白了当地指出，这“是一门讲写作实践的课程，但其本质是美育。希望同学们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不仅能掌握旧体诗词的平仄、格律、章法，更进而对中国古人高雅的审美旨趣有一通盘之了解，而最终能够传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我把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概括为三点：(一)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都是屈子的话。我认为，屈子就是中国诗人完美人格的象征，即算今天诗人写不出屈子那样芳馨悱恻的诗作，也要在人格上向其看齐。培养有屈子人格精神的当代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诗教。 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平等哲学为根本价值观的社会，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人们天然地仇恨一切高贵的品行。拙著《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网上骂声一片。骂什么呢，骂的就是我对高贵的人文精神的倡导。他们对于高贵的仇恨，正是基于现代性平等的诉求。在古典时代，人们信奉孔子的差等哲学，我不如你，所以我应该见贤思齐，我应该反求诸己；而在信奉平等的现代社会，就变成我不如你，所以你必须跟我一样。这种平等的道德观，只能导向人类心灵的整体堕落。 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以科学主义为基本信仰的社会。科学的初意，是人对物的控制，但重科学而轻人文，其结果便是人以为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这样人们便再也没有了敬畏，以为任何事情，只要想做，就可以去做。却不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些事，就算能做成，也决不该去做的。科学的根本问题，即在于牠是惟物质的，放逐了人文。杜亚泉先生说：“现代社会之堕落，不能不以受惟物论哲学之影响，为重大之原因，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觉自然之迫压，生活之难关，既临于吾人之头上而无可抵抗，地狱相之人生，修罗场之世界，复横于吾人之眼前而不能幸免，于是社会之各方面，悉现凄怆之色。悲观主义之下，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这种“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的社会现实，只能造就残民以逞的人格。 古往今来，未有以物质立国科学立国而能长久者。立国的基本，只能是人文，物质也好，科学也罢，始终只能是工具。我以为，诗教正是通向人文立国的一条便捷途径。现在，该是我们重新反思以平等哲学、科学主义为主的现代性的时候了。 以上乃就一代之风会而言之。学术界的情况亦不容乐观。从胡适开风气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就走入了一条死路。文学变得与道完全无关，文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小圈子的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学问在今天不再表现为对道的理解与掌握，却表现为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而许多的论文，基本上都没有传世的可能。因为牠们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古人认为根本不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像荀子所说的那样，“不知，不失为君子；知之，不免为小人。” 学者不再肩负着赞天地之位育的任务，而变成纯粹的科学工作者，这是对文学的最大讽刺。文学的根本意旨，刘彦和在其巨著《文心雕龙》开篇就揭示得再明白不过：原道。原道，不仅是文学的根本意旨，也是文学研究的根本意旨。这个道，不是儒门一家之道，而是人类一切真、善、美的精神的统称。文学研究，决不该是科学的研究，而是偏近宗教的研究。文学研究的目的，决不是要满足学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而在于通过文学影响世道人心，弘扬真、善、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我的诗教实践。我坚信一点：教给学生应该如何作向上之努力，比教会他们怎样写论文重要一万倍。 本年四月十二日，我到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讲座，历史系的一位学生听完我的讲座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 上次去广州找景老师，我说因为专业要读的书已经很多很多，基本上不怎么读诗了，老师回答说，对真正喜欢诗的人，诗歌是一辈子的事，不是说两三年不读诗就会失去诗人的那份情怀…… 读大学前，我的世界很小很美满，而第一次离家，所有的一切都崩溃了，从前相信和被迫相信的一切都被次第抽离，心是自由了，可是，“心灵的自由是以终极依据的失去为代价的”，当我读到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时，最打动我的不是那“史学”的方法，而是这句“文学”的话语…… 什么都不相信了，包括真善美，几次与人起冲突，我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邪恶，我学会算计，我学会怨恨……甚至，我一直以很功利的心态来读书，这些以前都不可怕，毕竟高考是天经地义的事。读了大学，我还是像高三的学生那样，连走形式的公共课都很认真地上，只为了成绩，或者，奖学金，保送资格——这让我很难过，初一起，北大中文便是我的梦想，那时便开始附庸风雅，每每写作文都说要“侍砚雪芹”，学术，在我眼里是纯洁的香丘，可是今天，我被摆到这样一个起点上，却突然发现正是我把这些美好的事做俗了——于是，我去广州找了景老师。她是真正的学人。 叶嘉莹老师说诗歌可以使人的心灵不死，那天听老师的讲座，那些沈睡了的感动渐次苏醒，我能感受得到我的童年，也许，是时候找回那些被我抛开的东西了…… 我最感动的是她选择诗歌的目的之纯粹。温柔敦厚，诗教之旨也，诗教的本质，是一种爱的教育，牠是为了造就温柔敦厚的心灵，亦即是充盈着爱而不是怨恨的心灵。 面对现代社会中的邪恶，我坚信，惟有爱的力量纔是最有力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