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隆朝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和赵翼的诗歌及诗话在日本江户后期得到广泛传播，而这种传播和日本汉诗发展趋势之间有密切关系。日本诗人借助二人的诗歌和诗歌理论，促进汉诗摆脱明七子模拟盛唐的影响，转为自由抒写性灵。这说明中国本土诗歌对日本汉诗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诗人也力图改变其汉诗作为中国诗歌海外附庸的形象，希望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 乾隆诗坛上流派林立，各有自己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影响比较大的有所谓“格调派”、“肌理派”和“性灵派”。其中性灵派的领袖袁枚手眼通天，四处交接，而且广收门徒（所谓“诗弟子”），有意识地形成他自称的“随园派”[1]（P590），声势很大，一般人都奉他为当时诗坛的盟主。赵翼晚年和袁枚、蒋士铨一起被人并称为乾隆诗坛“三大家”，其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和袁枚很相近，因此一般也被认为属于性灵一派。此后直到道光年间，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派在诗坛上的影响一直是其它流派难以望其项背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在袁枚生前就已经逐渐越出国界、波及海外了。《随园八十寿言》卷二陶焕悦《寄祝随园先生八十寿》中，于“文字名能惊海外”句下注：“高丽、英吉利等国，以重价购公全集。”[2]（P19）卷三徐云路《祝简斋前辈寿》也有这样的诗句：“远人倭国求诗卷。”[2]（P45）类似的记载在《随园诗话·补遗》卷4也有： 方明府于礼从京师来，说高丽国史臣朴齐家以重价购《小仓山房集》及刘霞裳诗，竟不可得，怏怏而去。亡何，金畹香秀才来，又说此事。[1]（P507） 而蒋敦复《随园轶事·高丽使臣购〈随园集〉》也说： 高丽使臣李诚薰、洪大荣等，奉使来华，读先生集，竞相倾倒，各以重金购数十部，归国分赠侪辈。逾年，又特派人来购倍前数。嗣是络绎来购者不绝于时。[3]（P50—51） 而当朝鲜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朴趾源问及当世诗人之首为谁时，尹嘉铨以袁枚应答（《热河日记》卷四）[4]（P26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袁枚的诗文不仅流传到一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邻邦朝鲜、日本，甚至连远在欧洲的英国也有仰慕的读者。这当然也和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国间文化交流更广泛、更频繁、也更快捷有关。 根据手头掌握的文献材料，我将重点介绍袁枚和赵翼的诗及诗话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以及这种传播和日本江户后期汉诗发展之间的关系。所谓日本“汉诗”，指的是按照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用汉语写的诗，是相对于日本民族的“和歌”而言。 一 袁枚和赵翼生活的时间在日本属于江户时代（1600—1853）这一大的历史时段。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外闭关锁国，当时能够航行到长崎进行贸易的，只有荷兰船和中国船。由于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海航行，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人不能够像他们的先辈那样远渡重洋、亲自到中国来学习文化、带回典籍，他们完全通过中国商船带来的典籍了解、接受中国文化[5]（P8）。也就是说，这时汉籍流入日本的主要形式是商舶载入。由于是以商业渠道流通，不仅规模前所未有，而且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许多典籍往往在中国出版后三、五年内就流布到日本[6]（P58－64）。据文政九年（1826）一个中国商船船主朱柳桥说：“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尽通也。” (《得泰船笔语》卷三上)[6]（P60）可见当时典籍传播的盛况。 袁枚和赵翼的著作应当就是这样被商舶载入日本的。文政十年（1827），奥山翼榕斋氏（1777—1842）在为即将刊刻的《瓯北诗选》做序时说：“余向读《瓯北诗钞》，卷首所载诸家之序也、跋也、题辞也，叠出殆至三十纸。”显然，在这之前，在中国刊刻的《瓯北诗钞》、《随园诗话》已经传播到日本了。同年，唐公恺（字鸿佐，号他山）序《瓯北诗话》说：“近时袁子才著《随园诗话》，卷帙洪繁，而所载同时来往酬酢者居多，是乃诗话之体小变矣。”说明他肯定也见过在中国刊刻的《随园诗话》（1804年的和刻本《随园诗话》只有十卷，恐怕难当“卷帙洪繁”的评语）。 对于传入的汉籍，日本往往选择其中的一些他们认为有价值（既可以是商业价值，也可以是学术价值或其它价值）的进行翻刻，这些由日本刻印的中国汉籍通常被称为“和刻本”。一般来说，中国商舶将本国何种典籍载入日本，恐怕主要取决于该典籍在国内的影响，如作者的知名度、作品的流行程度等。相比之下，和刻本才真正反映了某个作者或者作品在日本的接受程度，即日本读者喜欢、重视与否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江户时代，据《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的著录，袁枚诗和诗话的和刻本有如下三种： 1、《随园诗话》十卷，清袁枚撰，日本神谷谦抄录，日本柏木昶校，文化元年（按：1804）崇文堂文会堂同刊本； 2、《随园诗钞》六卷，清袁枚撰，日本市河世宁编，日本市河三亥校，文化十三年（按：1816）江户须原屋伊八刊本； 3、《随园绝句钞》十卷，清袁枚撰，日本上田元冲编，弘化四年（按：1847）京都林芳兵卫等刊本。[7] 另据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还有另外两种和刻本总集里也有袁枚的诗歌： 4、《清六大家绝句钞》二十四卷（按：中有《随园绝句钞》十卷），（清）李敬编，（日）桑原忱校，日本嘉永五年（1852）翻刻； 5、《浙西六家诗钞》六种十二卷（按：中有《小仓山房诗》二卷），（清）吴应和、马洵选，日本嘉永六年（1853）翻刻。[8] 这一时期赵翼诗和诗话的和刻本，据《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有两种： 1、《瓯北诗选》二卷，清赵翼撰，日本碓井欢编，文政十年（按：1827）江户冈村庄助等刊本； 2、《瓯北诗话》十二卷，清赵翼撰，大窪诗佛和唐公恺同校并训点，文政十一年（按：1828）江户玉岩堂和泉屋金右卫门等刊本，有鸥外批注。 这两种和刻本在中国都有馆藏。《瓯北诗选》一种，《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为：“《瓯北诗选》三卷，日本文政十年（1827）东都书林冈村庄助等刻本。”该本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未能寓目。但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部，书名页上题：“赵瓯北先生著《瓯北诗选》，大窪诗佛、冈部菊涯两先生阅，清忙窝藏。”此书正是碓井欢编，文政十年东都书林冈村庄助等刊本。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七言律，下卷为七言绝。因此，这一藏本当即《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所言之版本。国家图书馆也参与了《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的编著，不知何故却漏收该本。另外，结合日人书目及我的调查，同一年（文政十年）同一出版者（冈村庄助）就同一书（《瓯北诗选》）不太可能出两种不同的版本，因此，《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的“三卷”恐怕有误，应当是二卷。 袁枚卒于嘉庆2年（1797），赵翼卒于嘉庆19年（1814），在他们各自去世后不到十五年，他们的诗和诗话在日本已经有了和刻本。这充分说明，在江户后期，袁枚和赵翼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受到日本文人的喜爱和重视，并且被广泛传播。 二 袁枚和赵翼的诗歌及诗歌理论受到江户后期文人的喜爱并非偶然，而是和日本汉诗在这时期的发展趋势有密切关系。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成立幕府后，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格外受到重视，录用了林罗山（1583—1657）等人参谋幕政，主管文化教育，江户时代的儒者逐渐取代五山时代的僧人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和儒学占统治地位相应的是，日本汉诗的发展在江户时代进入了一个成熟、繁荣期。 大体来说，江户中期（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大致相当于清朝康、雍及乾隆中前期）以前，以古辞学派创始人荻生徂来（1667—1728）及其门人如服部南郭（1683—1759）、高野兰亭（1704—1757）等为代表，在汉诗创作方面宗尚唐诗，重视格调，于近代则推服明代七子，俞樾《东瀛诗选》卷五于“高野惟馨”（ 字子式，号东野，又号兰亭）下叙：“东野论诗大旨谓宋元之世，诗道衰息，明兴，王、李二公揭旗鼓于中原，诗道复盛，然王博而杂，李精而密，欲法唐人者非修于鳞氏之业，复于何得之乎？其宗尚如此，今读其七律，信为有明七子一派。”[9]江户后期（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幕府灭亡，大致相当于乾隆后期、嘉庆、道光朝），以“江湖社”及“混沌社”等诗社为代表，涌现了一批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优秀诗人，如菅茶山（1748—1827）、市河宽斋（1749—1820）、柏木如亭（1763—1819）、大窪诗佛（1767—1837）、菊池五山（1772—1855）、赖山阳（1780—1832）、广濑淡窗（1782—1856）、梁川星岩（1789—1858）等[①]，转而崇尚宋诗，强调平实自然以及个人性情的抒发。对此，俞樾在《东瀛诗选》的自序中说： 其国文运肇于天贞，盛于元保，而天贞间诗不可得而见，所见者自元和宽永始，在中国则前明万历天启时也。自是至于今，垂三百年，人才辈出，诗学日盛，其始犹沿袭宋季之派，其后物徂徕出，提唱古学，慨然以复古为教，遂使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州之书，词藻高翔，风骨严重，几与有明七子并辔齐驱。传之既久，而梁星岩、大窪天民诸君出，则又变而抒写性灵，流连景物，不屑以模拟为工，而清新俊逸，各擅所长，殊使人读之有愈唱愈高之叹。[9] 对于日本汉诗诗风的转变，俞樾的概括基本是正确的。 从前述的和刻本刊刻情况来看，不难发现，在日本积极、热心传播袁枚和赵翼诗歌与诗话的，正是江户后期这些在日本汉诗诗坛风会（“变而抒写性灵，流连景物，不屑以模拟为工”）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文人：1804年，《随园诗话》出版，校点者是柏木如亭；1816年，《随园诗钞》出版，编选者是市河宽斋；1827年，《瓯北诗选》出版，大窪诗佛和冈部菊厓同校，大窪诗佛还写了四首绝句作为题辞；1828年，《瓯北诗话》出版，大窪诗佛和唐公恺同校。他们对袁枚和赵翼的偏爱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发现性灵派的诗歌和理论契合他们在汉诗创作上的实践和主张，他们想借助外来权威的力量进一步推动汉诗创作风气的转变。因此，对袁、赵二人的推介，并非是单纯的、被动的文化“影响”模式，而是日本文人立足于自己文化发展的需要，采取的积极、主动的策略，接受的同时也是利用。 袁枚的诗歌平易流利，敢于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于宋人中欣赏杨万里；赵翼的诗歌晓畅淋漓，有性情，更有识见，于宋人中推尊陆游。江户后期的汉诗诗人中，菅茶山的诗多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市河宽斋重视写实，注意表现个性；大窪诗佛的诗，在主导风格上与他们类似，清新而自然。他们提倡学宋，在宋人中喜欢的也是杨万里、陆游等人，例如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自称“余酷喜诚斋诗”，[10] 梁川星岩曾编有《宋三大家律诗》，他认定的“三大家”指的就是范成大、杨万里和陆游。这种创作风格和爱好上的相近，很容易造成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江户后期的这些文人很难不偏爱袁枚和赵翼的诗歌。 但是，袁枚和赵翼的受重视，恐怕和二人的诗歌理论契合当时日本汉诗发展的需要有更大的关系。他们的理论旗帜是“性灵”，对明七子以及当时格调派的规模汉唐很是不屑，突出创作者的个性，追求新变。正如前文俞樾所说，江户后期日本文人已经不满足于追随明七子模拟盛唐的格调与气象，认为无论如何用尽心力去模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唐诗，他们称这是“伪唐诗”（《五山堂诗话》卷一）。大窪诗佛在《瓯北诗选》题辞的前两绝写道：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瓯北有此语，足晓后诗人。 请看李、王徒，盛唐惟宗之。盛唐不可到，只是李、王诗。 诗中对赵翼“新变”的观点表示极大的认同，并认为可以用赵翼的话来警醒那些仍然抱着“诗必盛唐”的诗人。而广濑淡窗有一首《论诗赠小关长卿、中岛子玉》： 歌诗写情性，实随风俗移。风雅非一体，古今固多歧。作家达时变，沿革互有之。苟存敦厚旨，风教可维持。昔当室町氏，礼乐属禅缁。江都开昭运，数公建堂基。气初除蔬笋，舌渐涤侏儒。犹是螺蛤味，难比宗庙牺。正享多大家，森森列鼓旗。优游两汉域，出入三唐篱。格调务摹仿，性灵却蔽亏。里颦自谓美，本非倾国姿。天明又一变，赵宋奉为师。风尘拂陈语，花草抽新思。虽裁敖辟志，转习淫哇辞。楚齐交失矣，谁识鸟雌雄。寄言关及岛，更张良在兹。鸡口与牛后，趋舍君自知。我亦丈夫也，李杜彼为谁。谁明六义要，以起一时衰。（俞樾《东瀛诗选》卷17）[9] 则强调应该用汉诗抒发自己的“情性”，诗中还用了“性灵”这个词。广濑淡窗认为诗人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勇于更张、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基础上，要敢于和李杜等经典作家争锋。这样的看法以及过人的魄力，和袁枚、赵翼有着惊人的相似。 汉诗发展到江户后期，鼓荡的不仅是对追随明七子模拟盛唐的反动，还涌动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叛逆，即不再满足于一味重复中国诗人描写过的题材，而是要求刻画自己身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风物。菅茶山和市河宽斋的诗，大都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而不再是从传统的中国诗歌里讨生活，日本人读了觉得贴近自己的生活，也容易产生亲切感。“我亦丈夫也，李杜彼为谁”，这话如果是一个中国诗人说，那只是单纯的不屈服于前代经典的影响；而从广濑淡窗这个日本文人嘴里说来，除此之外，还有以诗人主体（“我”）为代表的日本文化与李、杜等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比较，意在寻求二者之间地位的平等。至少，他们不希望日本汉诗只是中国诗歌在海外的一个附庸，而是希望形成日本汉诗的特色，从而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 无论是反动还是叛逆，都可以统一到“新变”这个口号下，而对自己有真实感受的身边日常风物进行描摹、记述，恰恰也是“性灵”一语的内涵之一。因此，江户后期的文人发现自己和袁枚、赵翼在诗歌的写作上、诗歌史的发展观等方面是心有戚戚焉，于是借二人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促使汉诗创作风气进行转变。 三 最后附带说一下的是，明治以后日本汉诗的发展走向衰替，袁枚和赵翼的影响不如在江户后期那么大，但并不等于说此后二人在日本就湮没无闻了。我们来看看二人著作和刻本在此后的刊刻情况，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袁枚文集的和刻本有两种：1、《随园文钞》三卷，（日）田中恭编，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大阪群玉堂刻本；2、《随园文粹》六卷，（日）高木熊三郎编，明治二十五年（1892）东京青木嵩山堂刻本。赵翼的诗和诗话的和刻本，结合《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和我的调查，此后也有多种版本出现。日本文政十年江户冈村庄助等刊刻的《瓯北诗选》二卷在书的最后一页预告说：“《瓯北诗选》二编（五言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补遗）嗣出。”调查中我没发现《瓯北诗选》二编，倒是这一选本还有两种和刻版本，即：1、江户玉岩堂和泉屋金右卫门等的后印本；2、明治十二年（1879）东京小林新兵卫等印本、小林新造宝文阁藏板。同样的，《瓯北诗话》也有另外两种和刻版本，即：1、明治十二年（1879）东京宝文阁小林新造印本；2、东京文渊堂浅仓屋久兵卫后印本。著述的不断翻刻，至少说明袁枚和赵翼在日本仍然拥有不少读者，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应该归功于二人诗文的平易流利。毕竟大多数日本读者的汉语阅读能力有限，在接受汉诗文时历来倾向于那些通俗平易的作品。正如江户时代的学者室鸠巢（1658—1734）在《骏台杂话》中说： 我朝自古以来疏于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风，平易通顺，为唐诗上等，故只学《长庆集》之风盛行。[11]（P252-253） 白居易是这样，袁、赵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袁枚.随园诗话[M].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2] 袁枚全集[M].王英志主编,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六册 [3] 袁枚全集[M].王英志主编,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八册 [4] [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M].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5] [日]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M].徐世虹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7] 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M].株式会社东京堂,1995 [8] 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9] 俞樾.东瀛诗选[M].光绪九年刻本 [10][日]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M].江户鹤屋金助等刊本 [11]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 [日]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①] 菅茶山，名晋帅，字礼卿，号茶山，备后国（今广岛县东部）神边人，有《黄叶夕阳村舍诗》8卷。 市河宽斋，名世宁，字子静，号宽斋，上野国（今群马县）人，有《宽斋遗稿》5卷。 柏木如亭，名昶，字永日，号如亭，江户人。 菊池五山，名桐孙，字无弦，号五山，有《五山堂诗稿》、《五山堂诗话》10卷。 大窪诗佛，名行，字天民，号诗佛，常陆国（今茨城县）人，有《诗圣堂集》初编10卷、二编13卷、三编10卷及《诗圣堂诗话》等。 赖山阳，名襄，字子成，号山阳，安艺国（今广岛竹原市）人，有《山阳诗钞》8卷。 广濑淡窗，名建，字子基，号淡窗，丰后（今大分县）日田人，著有《远思楼诗钞》初编2卷、二编2卷。 梁川星岩，名孟纬，字公图，号星岩，美浓（今岐阜县南部）人，有《星岩集》自甲至戊25卷又闰集1卷。 原载《文学遗产通讯》2006-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