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宋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的思想探求，史来已久，褒赞至尚，无可挑剔，到了“高山抑止”，“景行境止”的境地。我国当代宋史泰斗、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北大历史学系主任邓广铭教授赞曰：“在北宋一代的政治家中，最为朱子所推崇的，只有范仲淹一人。说范文正公对北宋学术具有开创风气之功，实并不过分的。范文正公的启后之功，斑斑可考，但他的师承，却不甚可考。”历代评论家多从纯儒学观点出发，围绕历代统治阶级或受时代局限对范仲淹考评；笔者试从范仲淹的思想形成和师承，来探讨范仲淹的思想，似可另有洞天景观的品味。　　

    北宋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从960-1011年），发现仅用儒学一家之私的主张，不足国家发展。加之北宋因袭唐制，唐朝李氏王朝是以老子李耳为先祖，以《道德经》为国经。当时百姓家藏一本，流传甚广。盛唐开元、贞观之治，也当然是北宋借鉴的治国典范。于是，在开宝四年开始（971年-983年）宋太宗命大臣集道书7000余卷。1012年名张君房专修“道藏”编《云集七千》，对于道学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理。据《中国宋代哲学》论：此间，宋廷“全力提倡儒、道、释三家思想”，“释道二门，有补世救；三教之论，其旨一也。” 真宗还封禅泰山，于1014年祭老子于太清宫，随拜諧老子庙和赵氏祖庙，至今，河南鹿邑老子庙有“犹龙遗迹，道德真源”之迹；“太清宫”里有真宗皇帝当年的巨幅“三御碑—先天太后之赞”。所以，北宋王朝在采用道学与儒学治国的大政方针下，儒、道之争充分的表现在治理国家的廷争中。不但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且产生了后来的程朱理学。史载有“道学盛于北宋”之说。　　

    早在大中祥符四年-八年，范仲淹求学于“应天书院”的五年里（1011年-1015年），正好是北宋政体大兴道学治国的年代。“应天书院”又位于豫东平原的商丘，这里是老子、庄子、墨子故里（老子故里太清宫距这里45公里，庄子故里距这里25公里，墨子故里就在商丘城内）。道学在“应天书院”的教学中，亦当是必修的重科。道学的科学性、唯物性、辩证性和大公无私等，对于求知若渴的青年范仲淹影响是深远的。使他从山东邹平单一的儒学教育，一跃为集诸家思想教育的升华，给他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变化。他对诸学派，尤其对“道家”的真旨，有了很高的认识。于是，这棵自称“涧松”的树苗，在多年的儒学教育之后，在应天书院的几年间获得了良好的综合教育和丰富的营养，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以至于他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终于以楚丘李氏（真宗朝宰相李昌龄的侄女）为妻，与道家故乡结下了一生未了的情结。　　

    老子的“道法自然”、“道法无亲”、“有无相生”、“以正治国”、“无为而治”、“天地无私，天长地久”的为公主张，很利于文明盛事的治国方针；庄子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辩证思想和他优秀的、充满想象力的散文对他的影响，对范仲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岳阳楼记》写得如此出色、生动、美妙，很多人解不开这历史谜团的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庄子对范仲淹的影响。　　

    加上墨学的“摩顶放踵立天下而为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等进步思想和他的军事防御家的兵法思想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当范仲淹还在应天书院读书时，就常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以至到十年之后他再任书院主持，撰《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有“九河我吞，百谷我尊”“博涉百家九流之说，有忧天下之心”的豪言壮语。说明范仲淹的思想形成是综合了中华古文化儒、道、墨、法数家之长的一代大家。　　

范仲淹的师从，从《宋史》载，亦有“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的记载。戚同文的史载甚详，《宋史》、《玉壶清话》、《归德府志》和《商丘县志》都有“戚同文传”，内容基本一致。《玉壶清话.卷一》载：“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商丘县志》载：“戚同文，字同文，宋州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闻。从杨悫受五经。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氏。悫病将死，以家事托同文，悫卒，为葬其三世数丧。将军赵直高其行，为筑室聚徒，人不远千里而至。其门人以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之徒皆践台阁。　　

同文质纯，尚信义，不积财，不营居室，曰：‘人生以行义为贵，焉用此为！’好为诗。杨徽之尝与酬唱。既卒，门人私谥曰：坚素先生。二子维、纶，维累官尚书职方郎中，纶自有传。”　　

由于诸史相符，可见确信无疑，不宜赘述。但是，戚同文卒于976年（太平兴国元年），距范仲淹入应天书院读书的1011年早35年，说明范仲淹的直接老师并不是戚同文。据考，戚同文死后，办学一度间断，至1008年，地方富人曹诚出资三百万金，造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掌学，大有复戚同文旧学之志。戚舜宾的父亲戚纶就‘以文行知名’，‘任龙图阁待制、枢密直学士’，‘善谈明理，善言民政’，皆当时知名士。”至戚舜宾，更以‘戚同文质纯、尚信义、不积财，不营居室，人生以行义为贵、賙孤济贫’等以身师法于书院师生。元赵孟 (fu)书〈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讲授，士不远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学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周济之，丧则赈恤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之一字…”。范仲淹的思想品德与师祖戚同文酷似一人，可见受其影响之大。　　

与此同时的老师还有“时举贤良，始掌其教” 故太原奉常渎博士和“时以管记，以领其纲”的故清河职方吉甫员外郎（详见“南京书院题名记”一文）。当时的范仲淹已经苦学出名，被誉为‘颜子转世’。连南京知府大人都派人给他送过饭。　　

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考进士时，以《顺时知微何先论》为命题考中甲科九十七名。这《顺时知微何先论》更明确是道学的内涵了。　　

至1026-1028年范仲淹又在为母亲守丧的特殊时期，受聘在“应天书院”担任主持三年。此时，他留下的“艺文”范文里也特别注意对于《道德经》的教学。他在《老子犹龙 赋》里写道：　　

    “昔老氏以观妙虚，极栖真浑。元握道枢而不测，譬龙尊而弥尊。孰可伺珠，长存慈善之宝；全疑在沼，不离清静之源。常开众妙之门，鱼澄比盛，知雄守雌，宛雅存身之际，绝圣弃智，此逍遥于圣境。流沙西去，曾无战野之虞；紫气东来，实有召云之德。其变无穷，无幽不通；一则致淋雨于天下，一则宣教化于区中。背伪存真，大道卷舒；非龙何如？旨唯尊道而贵德，自反古而复始。比于或跃之灵，荡荡乎，其圣如此 ” （节选）。　　

    文章的意思是阐述老子用观察世界微妙的变化，揭示出世界的真理。掌握“道"的关键，就不用测量。如真龙腾飞,高尚尊贵。像长存的慈善珠宝，所有疑问的答案都在里面。“道”的大门，时刻向人们开放。知道雄的却守着雌的，知道光荣却守着耻辱。老子晚年象流沙，西出潼关，离家而去；他的思想品德却象东方太阳的光辉，照耀芸芸众生。其道理变化无穷，没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她没有伪装，真理永存，如一条大路通往未来；不是龙又是什么？　　

从中不难看出范仲淹对《道德经》理解的至高、至深。“老子犹龙”，是孔子三拜老子后的切身感受。                              　　

在《圣人抱一位天下式赋》里他又写道： 　　

    “老氏有云，圣皇无失，保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盖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强名式之用焉。正万灵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吻合。上德不德，无为而为。保谷神而不宰，育刍狗以何私。”　　

    老子有话，一代帝王所以能长久保住寰中，率天下守着一件真理，这真理就是“道”。老子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的论述。这里的一，就是指“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称为四大。但是，天、地、人都有自己的自然规律--“道”。她可以使万灵有秩序的发展，都符合道的自然规律。所谓的“上德”，并不只表现为有德；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没有作为。谷神，是指宇宙空间。刍狗，是指刍草狗畜。《道德经》原意是说人类在宇宙中生活，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大自然就会像对待刍草狗畜一样对待人类。这里是指“圣皇”与百姓共同生活在世间，要注重善待百姓。　　

    范仲淹在从政、改革的过程中，总是以“道”的“致淋雨于天下，宣教化于区中”、 “持方入圆”。由于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总是名垂千古。在防御西夏的作战中，总以战争的性质、兵将的实力、天时地利等，以自卫为主，防御为先，不战则罢，战之必胜。他在《告赵元昊书》中谈：华夏子孙何以胜败之分？汉夏人民历来通婚通商，何以刀兵相见？他以兵法最高境界：有征无战，兵不血刃，树立了民族团结的先例。这种“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的胸怀，不仅比杨家将几代血染疆场更高，更比诸葛孔明六出祁山，为保‘一代庸主’，不惜日血十万高明得多，可谓历史民族团结的典范。　　

   他的改革《庆历新政》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是给社会发展打开了一个天窗。此后王安石的十年《熙宁变法》，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大一次社会改革。王安石也是以道家思想改革社会政弊的。当然，过分应用庄子思想的“齐物我，齐是非”脱离了实际，也是王安石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　　

    可以设想，如果北宋的这两次改革成功，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了南宋的迁都；也没有了中华文化在宋、元战火中的破坏；也没有了外族统治的社会倒退；可以想见中原文化，在元朝、清朝数百年的异族统治，虽然有了多样性的进步一面，更多带来的是对于汉文化的断层和破坏。不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会在当时的世界位居前茅。就是在元、清的外族统治中，范仲淹的思想也一直在君臣的论道治国中，被崇尚倍加。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渗透着道家思想“道法自然”的光辉；“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重道贵德”等思想，还有庄子超现实的想象、奇特的思维、生动的描述，给深奥的哲学道理扎上了形象的翅膀，栩栩如生，震撼人心。本来从史料记载上看不到他去过岳阳楼的记载，他为何能比常人亲临其境的感触还深？那是他第三次贬官，在鄱阳湖边度过了他一生最艰苦的岁月：他一边身负“朋党”之灾、亡妻之哀；一边疏导湖水入江、教化“多顽好斗“的饶州顽民和“吏狡多梗”的官宦；一边为国家担忧，为百姓解难；一边既当爹又当娘的养育未成人的五个子女。忧国忧民之心，常常随自然风光，依据晴日的“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壁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亭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壮观的大好景色，给他带来“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快感；每逢梅雨季节，“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行；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涕”。忧国怀乡的泪水油然而出，“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激而悲者矣”的痛心。鄱阳湖和洞庭湖是长江上同一纬度的两个大湖，犹如一条藤上的两个大瓜，自然风光十分相似；更加上两次贬官的心情又十分接近，他善于以景移情，所以，将感性认识提高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理性认识，两次共鸣，才产生了千载不朽的《岳阳楼记》。　　

近千年以来，不少志士仁人探寻范仲淹的思想由来。他当时带起了道学大家周敦颐、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等，使道学兴盛于北宋。连清代的慈禧也赞范仲淹“以道自任”；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赞范仲淹“言以学道传，范以功业传”。　　

近代著名华裔宋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1919-1993，《宋代中国的变法》的作者） 赞“宋学为中国哲学上最精彩之一页。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倡之。朱陆上继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　　

近代教育家、藏书家张寿镛(1876～1945)赞：“然宋初...道学气节则文征范公为之魁”。　　

宋史专家、《宋史研究论集》作者王德毅赞：“大政治家为国家百年大计深忧虑，而小政客则为个人未来的权位穷钻营。仲淹一生立身、处世、行道…为政治家树立典范。…仲淹是在是宋代学术史上的中坚人物，没有他宋学就失掉光芒了”。　　

以至到范仲淹晚年，还在写《道服赞》，对于道学的志趣达到了高深至绝的程度！在《遗表》中一无所请，仍念念不忘告诫仁宗皇帝“上巡天道，下寻民欲；治制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可见，范仲淹对于道学治国的衷情。但是，他又不盲目听从一家之见，比如：在儒、墨二家“尚贤”的主张和道家“不尚贤”的主张之间，他明确地选择了前者，而不盲从于后者。吸收了各家之精华、剔除其糟粕，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的博大胸怀，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的：“世之学，老子者乃绌儒学，儒学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清正自化、无为自正”。这正是盛事治国、“厚德载物”的思想精华。历史是既成事实，不容设想，只能借鉴。“以天下为己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思想，却是综合了儒、道、墨法中华文化的典范，丰富了炎黄文化内容，树立一代师表，启迪千年后人。什么能阻止社会依照他的自然规律发展呢？当今，科学技术大爆炸的发展年代，体现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也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正确；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科学；也体现了道家思想的伟大。其中，范仲淹思想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时代发展需要新的哲学家，新的哲学家需要传统文化的精华作基础。研究范仲淹的思想文化和北宋的哲学发展，吸纳东西方文化精华，规范现代哲学的方向，指导今天的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先进的中华强国，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容置疑的历史重任和义务。           　　

                                  商丘.孙纲 07.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