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本姓莫，湖南衡阳人，1928年生，1973年曾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1954年与张默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

　　2006年10月16日上午，诗人洛夫在省文学馆举办“洛夫诗书双艺展”，共展出书画作品60幅。年近8旬的洛夫虽白发苍苍，依旧神采奕奕，一身中式服装透着淡淡的儒雅。

　　笔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情况。

　　洛夫：2000年，我完成了3000行长诗《漂木》的创作，并于新世纪的第一天在台湾《自由日报》连载两个月。2001年，《漂木》出版后佳评如潮，并曾多次获奖。《漂木》简体字版已于今年9月在北京出版。2004年，获北京“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去年，第三次当选台湾“十大现代诗人”，名列首位。今年5月，应福建文联之邀，参加在福州举办的“诗之为魔———洛夫诗文朗诵会”。前几天，应上海作协之邀，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2006秋·上海·洛夫诗歌之夜”。

　　笔者：您早期的诗歌创作曾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尝试，风格独特，意象奇谲诡异，被诗歌界称为“诗魔”。但是自《魔歌》之后，您开始了从超现实主义向传统的回归，并努力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诗情，创作的风格也趋于简洁平静。请问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变化？

　　洛夫：我早期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后来，慢慢成熟以后，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内心想要表现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风格，是一种民族性的东西。中国古典诗歌有特殊的美学，是一种意象之美，这种美有延续性，有生命力，我向外国取经，最终还是要回来的，这是一种自我觉醒。上世纪80年代，台湾诗坛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的价值予以重估，我的一个新的探索方向便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人文精神融入现代诗歌形式之中，希望能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中国现代诗，或称现代化的中国诗。我当时曾主张中国的禅宗与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相结合。

　　笔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书法艺术产生兴趣，并着手练习书法的呢？

　　洛夫：就在我重新发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开始修正自己的美学观念时，我突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在家乡也临过帖，但去了台湾后几十年未拿毛笔，自从有一次参观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历代书法名家展”之后，我被展出的书法作品迷住了，千百年来远古的时间就在他们的造型美中停止了，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艺术的永恒，才开始下决心拜师学习书法，那一年我55岁。

　　笔者：作为一名现代诗人，您眼中的书法是怎样一种艺术呢？

　　洛夫：在我看来，书法就是技巧地、有方法地运用毛笔、水墨和宣纸的特性来写字，这个“字”乃是一种超越符号的艺术形式，不过这个字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辨识，否则就不是书法，而是绘画。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观念，即“空间的创造”。书法虽不是绘画，但却有水墨画的性质，特别重视“留白”，黑白虽只有两色，但两者交融互补所产生的变化却是无限的。一幅艺术性很高的字，能使人感到气韵生动，像音乐似的，具有优美的节奏感，这些都是书法艺术的空间效果。“法”的突破才是书法艺术创造的开始。书法重视“法度”，但为了使书法从技术层次提升到艺术层次，为了创造新的空间，在形式上结构上必须追求法的突破。一位有创意的书法家，要能从有法到无法，懂得如何与师傅告别，不管这个师傅是颜真卿，或现代的张老师李老师。书法艺术的突破不是不要“法”，而是要建立新的法，新的秩序。

　　笔者：您是一位相当前卫的现代诗人，现在又从事了一种非常传统的书法艺术，您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吗？

　　洛夫：表面看来是很矛盾，但从纯美学观点来看，真正美的东西是万古常新的，超越时空的，唐朝怀素和尚的草书，至今看来还是那么气韵生动，富于节奏感，所以他创造的美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我所追求的艺术，只是一种本质上的美，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笔者：当前中国诗坛上最引人关注的事情是由诗人赵丽华的诗歌创作所引发的一场激烈争论，诗歌也因此事件而暂时摆脱了边缘地位，而登上了很多报刊媒体和网站的头条。请问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个事件的？

　　洛夫：诗本身是一种创作，拿中国诗歌最高峰时期的唐朝来说，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是有诗的趣味的。很多人拿着口语化写作的诗问我，这是诗吗？我说真正的诗不是这样子的，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中国当代诗人用口语写作除了表现时代性以外，还要加强艺术性，应向中国古典诗歌去学习，要找回来已经失落了很久的意象之美。当下的诗歌之所以会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境地，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叙事诗和口水诗的盛行。

　　本报记者 崔立秋 实习生 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