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这个相当儒雅，相当“孔孟”的名字，对于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一代来说，可能陌生了些；但对于上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人来说，却是熟悉的，甚至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 章含之究竟是谁？———她是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国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女儿，毛泽东的英文老师，我国“外交奇才”、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国际互动媒体集团出版人、《I LOOK世界都市》等时尚杂志创办人洪晃的母亲；而她本人则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杰出的女外交官。 12月5日，68岁的章含之来到广州购书中心，为她的新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举行读者见面会，记者得以有机会采访了她，并从她的叙述中进入她的生活。 “为了这份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它是我此生最大的财富。”———章含之 为何嫁给乔冠华 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如今，年近七旬的章含之变得淡泊，曾经政坛上所谓的“得意”和“失意”对她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然而，她与乔冠华的那一段“十年生死恋”，至今仍是刻骨铭心的回忆。20年过去了，每次提到乔冠华，章含之还是会动容以致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她说：“为了这份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它是我此生最大的财富。”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婚姻，在几乎所有人的眼中，是章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章含之的境况，她面临着“应毛主席的指示，当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还是“甘心与乔冠华荣辱与共”的两难选择。后来，章含之曾说过：“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些能力。”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最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悔地与乔冠华走到一起的呢？ 徘徊在“情感”与“理智”的边缘 在章含之的新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她回忆到：“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里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身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之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埋心底。” “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天只告诉了好友唐叶文。第二天，小唐神秘地拉我到办公室走廊，对我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当天晚上，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我。他什么都没有说就把我搂在他怀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样亲近。我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已，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章含之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她生活的每个细胞中。她在《跨》一书中这样描述：“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我重新陷入深深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 乔冠华的一次酒醉后她情定终身 就在章含之再次彷徨时，一件事发生了，它使得章含之最后痛下决心，不论有多少阻力，都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乔冠华连结在一起。 “那时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接待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了客人。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着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 “这一次等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3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12时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了门。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被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冠华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事后，章含之深知什么事都无法改变她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她知道，无论冠华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章含之说：“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一番深思熟虑后，章含之对乔冠华作出了一生的承诺。 不幸的岁月却是最幸福的时光 1973年12月，章含之和乔冠华这对有情人终结连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俩夫唱妇随，一起忙于中国的外交事务，过着“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那是两人事业的鼎盛时期。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从1976年起，他们从光辉的顶峰被推入了可怕的深渊，很多“朋友”离他们而去。 现在回想起来，章含之感慨道：“那是我们最失落最无助的岁月，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拥有了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两人世界’。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而当时老乔已身患绝症。不过我们互相扶持，生活得很愉快。老乔爱看书，我父亲收藏的古籍，他全翻出来看个够。而看书之余，他还成立了一个‘顽童学习班’，专门教洪晃这些家里的小孩子学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可以说，洪晃现在良好的文字基础就是从那开始打下的。而我则做饭给他们吃。虽然那时生活很艰辛，我们却享受了天伦之乐。所以这段最不幸的岁月也是我和老乔最幸福的时光……”如今，当章含之描述起这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时，她眼里流露出的不是苦涩，而是无限的留恋情怀…… 1983年，身患癌症的乔冠华没能度过中秋夜，便悄然离世了，留下了48岁的“肢体还健在，灵魂却空了”的章含之。整整20年过去了，直今章含之依旧孑然一身。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感情时，她总是用好友黄宗英的话来回答：“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