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是2007年的初冬。王元化先生虽然病了，仍住在庆余别墅的楼上。这最后的十几年，他都以旅馆为家。好在小院落里很安静，每日都扫得干干净净，保留着旧市委招待所矜持的气氛。墙上挂着他父亲写的条幅，桌上放着他母亲的照片，张可的遗像前供着花。他每天都在二楼的走廊里散步，因为小楼没有电梯，上下楼都不方便。走廊细长的一条，铺着猩绿的地毯。王先生从这头走到那头，再走回来。就算是每日的运动了。

　　那一日有薄薄的阳光，突然有人上楼来说，陈念云来了。

　　王先生连忙加衣服，拢整齐头发，寻着手杖，叫人搀扶着，下楼去迎他。

　　门厅的门敞开着，能看到陈先生穿着灰绿色的厚冬衣，身体团在轮椅里，正被人搬上台阶。脸色黄黄的，已是久病了。陈太太说，知道王先生病了的消息，陈先生一定要来见一见八十年代的老邻居和老上级。眼见冬天就要来，出门越来越不方便，所以趁今日还有些阳光，赶紧过来了。陈先生患着帕金森氏病，身体只能团着，说话也不清楚了，难得出门。

　　两个老人，默默握住手。原来这时，是说不出什么来的，不过是紧紧拉着彼此已经衰老的手，不松开。然后再加上一只手，捂着对方的手。王先生做宣传部长时，陈先生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平日并没更亲密的往来，却彼此敬重。后来在吴兴路做邻居，来往才多了些。

　　楼下没地方坐，陈先生上不去楼，于是服务生开了一间餐室的门，将大家安顿了。

　　王先生吩咐蓝云拿他写的字来，要送陈先生一幅字。蓝云去抱了一卷宣纸下来，全都是王先生录杜甫的三吏和三别。那是王先生晚年最喜爱的诗词，沉郁苍凉。先生一直都喜欢写大字，喜欢的古诗词和自己文章中喜爱的段落，都用毛笔再写一遍。陈先生喜爱书法。

　　字一幅幅地展开，陈先生喃喃地读那些诗词。然后，他轻轻说了什么，望定王先生。陈太太解释说，他说不要三别，拿《石壕吏》，他不想不吉利。蓝云将那幅字卷了，放进他手里。

　　真的只坐了仓促的一刻，陈先生便告辞。薄白的阳光里，王先生用力撑着手杖，默默看他被裹严实了，他和轮椅被抬了下去，几个人帮忙，将他从轮椅里抱进车里。隔着车窗，陈先生的脸显得又小，又白，转向这边，满满的，全都是惜别。

　　王先生扶着杖，站着不说话。果然，这一别，他们就再也没见着了。

　　冬初，王先生还能一边咳，一边谈话，或者接受各种各样的访问，或者口授文章。渐渐体力不够用了，他便躺着谈话，或者卧着请人读书。《这个世界会好吗？》就这么读完了。听完这本书，他还能剔出八十年代作访问时，梁先生言辞间的时代痕迹和拘谨。还评论说，梁漱溟在青年时代并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在国学上有这样的见地已不容易。也还能指出季羡林先生的治学方式十分欧化，将自己的人生与所做的学问截然分开，与他的方式不同。而李慎之先生若是活得更久些，应该能理解他反对激进主义的道理。再后来，他得花更多力气对付身体上的痛苦，2007年冬天来临，他也终于放弃了写作。有时早上精神略好时，一面挂着点滴，一面将左胳膊搁在额上，仰面躺着，听人读《南方周末》上摘录的《蒋介石日记》。大部的书，他已无精力听完了。

　　后来他咳得太厉害，咳得腰疾复发，每当坐起来，都得在腰上绑一条阔大的姜黄色护腰，而且不能坐沙发，只高高坐在一张硬椅子上。黄昏时，王先生高高坐在硬椅子上，显得不安稳。他在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他一向早睡，晚上一过九点就吃安眠药。过去几十年这样做，都是为保证白天有充足的精力工作。现在这老习惯变得有些无聊。养精蓄锐的动力没有了，内心里的安稳也跟着失去。“不能工作，活着就失去价值。”他这么抱怨他的处境。

　　他开始提起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在七十岁时双双自杀的事，他赞同他们的选择。

　　病痛愈演愈烈，人生的孤独和痛苦都渐渐深了。

　　“这样的生活没意思。”王先生说。我心里是同意的，但不知道如何应和，所以只好沉默。先前，王先生曾希望用质子刀治疗。手术有危险，但他求速战速决。如果能好转，即可以工作，如果不好，也可不拖延。但终于，医生还是采用保守方式治疗。每日都往静脉里注射药物，有种药得慢滴，一分钟不得超过48滴，虽是小小一瓶，却要花一小时的时间。王先生常常眼巴巴看着一粒无色的药水，在玻璃管子里慢慢挤出来，渐渐变成梨状，再磨磨蹭蹭滴落下来，消失在细细的塑料管里，排队进入他的静脉。他嘟囔说：“我是个急脾气。”

　　暮色苍苍，屋角潜伏着一团团暗影。我突然冲口而出，问王先生：你怕不怕？

　　不怕。王先生说。歇一歇，他又说，只是觉得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