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不仅是经济增加与提高的方法和形式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运行和经济规律的核心部分。尤其是要上升到文化层面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去考察，这样才易于穿透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象，深入转换的本质结构，寻找转换的终极途径，形成转换的时代模式。可见，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文化转换，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崭新且重大的时代课题。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转型诠释人类理性的张扬

经济增长方式的文化转换，是指促进经济增长的观念系统及其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方式，在文化价值体系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要求以超常规利用资源、导致环境和生态恶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革命性转变。在交融时代，这种转变的合力，既来自经济的物质层面，又来自文化的观念层面。这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时代特征和历史必然。

人类经济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理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文明进程伴随着惨烈的阵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突出表现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日益激烈。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消耗，环境的更大污染和破坏，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思考：21世纪，仅凭现有的资源总量，这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还能支撑多久；依存扩充的环境容量，这种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还能承载多少？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准确分析，还必须从历史上去考察。

历史上经济增长大体经过了三种转换方式。第一种是传统的前期增长方式，特征为“资源—产品—废弃物排放”的单向放纵过程，强调前期纯感性的经济直接增长，对于后期泛化的污染没有任何限制，造就了18世纪的传统经济。第二种是现代的末端治理方式，特征是“资源—产品—污染—治理”的结果补救过程，强调对结果的治理，但感性大于理性，盲目与无奈令治理难以进入自觉的层面。这种方式需要以资源的超容量采掘为前提，这足已使资源和能源陷入“竭泽而渔”的泥潭。第三种是当代的因果循环方式，特征是“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因果循环过程，不仅关注原因同时注重结果，生产方式的观念和方式导致的行为，均在理性的自觉层面展开。这种增长方式，注意力关键在于作为原因的资源，最大可能减少其利用量，联合国的说法就是“四倍跃进”理论。

二、当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面临多重文化挑战

1、产业转移使机遇与挑战并存。21世纪，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将会进一步加快，表现在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已由过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近期看机遇多于挑战，远期看挑战多于机遇。发达国家资源消耗的速率降低，根源在于一种长治久安的总体战略考虑。这些国家抓住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急于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饥不择食的机遇，将大量高能源、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及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由此一箭双雕，在甩掉资源高耗、环境污染包袱的同时，资本得到了补偿和再生，同时推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程，一定程度上两相情愿。

自2002年以后，我国每年吸收国外资金突破500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一大批资金、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蜂拥而至，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新增能力将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集中释放，加之上游原燃料和下游接续产品的矛盾加深，无论是原有企业还是新建企业，都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2、资源紧缺使发展与约束掣肘。2003年以来，资源、能源告急警钟不断。表面上看，电力市场供不应求，能源市场频频告急，原材料市场红灯闪烁，建材市场价格飚升，但深层的是发展与约束的突出矛盾。从资源的储备来看，我国是世界资源大国，但按人口平均又是资源小国，是资源供应不足的国家。储量结构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资源量多，储量、基础储量少，分别占63.7%、18.9%、36.3%；经济可利用性差或经济意义未确定的资源储量多，经济可利用的资源储量少，分别占66.6%，33.3%；推断的资源储量多，探明的资源储量少，查明148种储量中，达到探明程度的仅占10.63%。

资源紧缺逼迫加速采掘，近三年来，我国平均每周发生一起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矿难。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更为不足。80多座曾经以资源自居的城市，无奈以“资源枯竭型城市”宣告其辉煌的终结。

3、重复建设使资本与风险膨胀。由于过多的承袭末端治理的增长方式，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建的项目，短期增长的喜悦掩盖了一切。据此淡化了末端的约束，追逐效益疯长的从众行为，成为非理性投资日益膨胀的直接动力，导致新一轮重复建设死灰复燃。2000年前8个月，全国土地开发面积同比增长89.9%，房地产投资增长了32、1%。2005年仍趋增长之势，8个地区高于30%。根源在于传统的增长方式，致使经济扩张阶段的项目膨胀，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成本与回报不能保证，极易引发新一轮通货紧缩，造成恶性循环。

这一矛盾的产生，更受到经济活动深层文化观念的诱导：一种观点认为，治理重复建设在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政府无能为力。事实上，目前许多企业投资行为与政府行政意志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项目投资就是由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操纵。由于将效益标准和释放能力转移给市场，决策者以此成为推脱的理由。面对市场规律，在于怎样发现、利用和把握，不能坐等秋后算帐，做市场的奴隶；而要增加导向力量，及时预警风险，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种观念认为，治理重复建设要看谁是投资主体，民营资本可以任其投入。这同样是将风险转移给民营和社会。民营资本是社会资本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政策上的引导，建立严格的贷款问责制，不仅能够有效控制投资总体规模，还可以直接遏止银行悬浮资产的猛增。

4、短期效应使心态与决策变异。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在今天死而不僵，甚至在某些决策者中仍旧视为神明，还在于这种方式，从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短暂的特殊需要。

从政治周期上看，“十一五”规划实施起步之年，各级政府相继换届，任届期间制定了明确的规划和目标，目标实现与否，关系到主要领导的能力、政绩、评价、升迁。不顾本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惟项目是举，以此实现职位期间效应成为普遍的心态和决策的主要依据。

从经济周期上看，本届政府恰逢经济周期扩张阶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搭上经济高峰期的快车，千方百计吸纳资金项目，成为各级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急功近利催生的经济增长方式，极易产生多重负面，与闭环因果增长方式形成矛盾。

三、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文化保证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是经济增长方式文化转换的价值保证体系。经济增长方式是历史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虽经世代衍变，但犹如一泻千里的黄河，主流动力始终奔流的是一种传统惯性，经济增长方式一旦形成，其转换十分艰巨。历史经验昭示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根本上施以转换，只运用经济单一的规律和动力是很难实现的，还必须深入到增长方式的价值核心，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理性回归和科学选择，以自然法则为标准来筛选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决定人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诞生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得以固化，生成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使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多各领域从浅层向深层发展 ，进而变成全社会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和具体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经济增长方式文化转换的目标保证体系。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什么，增长的方式向着什么方向转换，这是21世纪经济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为经济的需要而不顾任何代价的单纯增长，还是为了人的需要全面、科学发展有所限制的增长？两个过程虽然都体现在增长上，但是目标绝然不同。

目标决定一切：前者增长的越快，距离人类的初衷和真正的需求越远。南辕北辙的结果，也许在近期内不曾被人们识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露出庐山真面目。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获取的。对于这些“环境欠帐”的目标和结果，也许当时我们没有基本的警觉和太多的认识，甚至还有可能被认作是发展经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即使对此有过初步的限制，比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显示出人类对环境的觉醒，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由于缺少完整的目标体系做保证，没有相应的技术革命，缺少供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转换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今天，当我们将此置于21世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体系之中，极易发现原有目标本身先天的残缺性和后天的待补性。经济的增长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定要有经济的增长，因此要把增长放在合适的科学的位置上，增长不是全部，增长不是终极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建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全面、科学的目标体系，是增长方式文化转换自我保护和完善的前提和归宿。

3、绿色核算系统是经济增长方式文化转换的方法保证体系。经济增长要有最基本的数量表示，这种核算方法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内涵，但都对各自历史的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到底，经济增长转换的任何一种方法，无一不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传统工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建立在粗放型、拼资源、拼环境的基础之上，计算方法往往向着表明人类征服自然这一结果倾斜，相加关系也就顺理成章。

随着时代的进展，如果我们依然沿袭这条粗放型经营的路子走下去，无论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社会环境、生态都将无法支撑，经济社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搞上去了，最终也要付出沉重代价。一种新的绿色核算体系便呼之欲出。

4、完善资源战略是经济增长方式文化转换的安全保证体系。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其保障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关键性瓶颈，21世纪发展必须要过资源关。面对国内重要资源禀赋差，自给不足和难以预料的国际局势，要实现资源全球配置，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经济安全有效地获得所需资源，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资源安全供应保障体系和发展战略。

首先要增加全社会的资源危机意识，转变观念，在潜意识层面积淀取之有度的文化自觉，树立起新的人与自然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其次要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寻求发展与利用的平衡点政策支撑点，探索国家在和平时期、非常时期、特别时期经济安全获得资源的策略和方法。增加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体系的科技含量，向新技术、新资源要生存空间。再次要最大限度地分享国外资源，建立多元、稳定、安全、经济的国际资源共享体系，不断提高利用国外资源的能力。最后要不大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相关政策，形成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的发展模式，实现增长发生的根本转变。（原题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