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7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文化产业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战略。这是执政54年来党的领导集体第一次集中学习讨论文化问题。文化建设之所以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内容，负责讲解的张西明研究员说：“我们的经济、政治越来越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否则任何发展战略都是脆弱的，甚至会前功尽弃。”用文化求解发展中的问题，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潮流。中共十六大报告对此做出了重要判断：“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解决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问题，就不能仅仅用传统的单纯的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还必须同时站在文化的视角，用文化经济社会相互交融的思维寻求解决的新办法和新途径，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力的不同形态。这样才能有助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高度文明的小康社会。

                 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模式力

    文化模式力是指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在观念形态和价值系统上，形成的标准形式和样式，对人和某种事物、环境发生作用、制约、整塑的能力。

    文化模式对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的引导制约作用，是一种内在的甚至是一种潜在的不易被人感知的力量。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形成了上海经济面向世界的博大胸怀和开阔视野，“融合开放”的品格不仅使“长三角”大都市圈迅速形成，还吸引了世界500强中的4／5来沪创业。而京津唐大都市圈步履惟艰，很难形成合力，源于封闭观念的根深蒂固。深圳的移民文化以其包容性、平等性吸引了全国20多万科技人员来此落户，使这个既无像样大学，又无雄厚工业基础的城市，走在了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前列，令某些科研机构众多、大学林立、人才荟萃的大城市汗颜。以往我们在借鉴上海、深圳经验时，多从传统的政策、经济、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考虑，而很少从文化因素上求解，使学习效果相对减色。实际上，文化形成的模式力量，是一个地区跨越发展的底蕴和动因。这是人们在付出了就经济抓经济发展停滞的沉重代价后，认识和实践上的升华。

    就具体城市而言，比如在唐山这个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文化具有两重性：近代由于煤炭的开采，国内外人士云集唐山，注入了外倾文化的基因；而历史上很少战乱，土地丰饶，生活相对稳定，又使内倾文化占据主导。内倾文化形成的经济倾向，往往趋于内向型产业结构，盲目仿效，小富即安，满足于资源型产业初级的低加工层次的数量增长。而外倾文化则利于外向型、开发性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更注重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强调资源价值链与高科技的嫁接改造，在结构升级中获得增殖。由于历史的原因，内倾文化更多的在潜意识中积淀成我们的思维模式，主导着经济的运行。在这种文化模式力的作用下，一味就经济抓经济，必然徘徊不前受到自身限制，很难实现对传统的超越。

    实践证明：外倾文化的比例越大，氛围越浓厚，系统越完善，其所在区域企业创造的产品，往往结构合理优化，外向度高，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而产品外表粗糙，工艺简单，科技涵量低，内在质量差，除了缺少责任心和专业技能外，最根本的还是文化模式力在发挥着作用。当今时代这绝不是摸不到看不见的“玄学”，如能早认识就会早主动，晚认识必被动。以往我们对内倾文化负面看得多，对已存在的外倾文化缺少挖掘培育，弘扬得更差，使很多经济活动未能进入文化自觉的境界。应迅速组织力量，深入研究，倍加倡导，形成氛围，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寻求新的理性坐标。

                   提升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文化竞争力

    随着经济和社会对外开放与竞争的加剧，政策上的优惠，水电路、通讯、港口、设施等优越的硬件，作为基础性的必要条件，渐渐让位给文化，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而在文化的软件层面展开。竞争升级的轨迹是先硬后软、先表后里、先分后合，其中文化竞争力最为独特的聚合、吸引、体验、想象的印痕越来越深。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这种竞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硬件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供经济生存、运行的基本设施健全的程度上，哪个地区基本条件完善度高，哪个地区就占有了先机，从而获得先期发展的优势。一些沿海开放地区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利于硬件设施的基本完备和优越的地理区位；第二阶段是环境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供经济孵化、繁衍的有关政策、人才、条件、城市环境等的相互配套性上，这一阶段资本投入的流向，大多以政策为主的环境为通衢，汇流在企业生长环境优良的地区；第三阶段是文化的竞争。经济的竞争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营造文化的大环境上，以传统的文化底蕴，浓厚的文化氛围，鲜明的文化特色，形成海纳百川式的文化包容气度和胸怀，将文化基因融入到经济的骨血之中，文化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以观念力发挥作用，一方面作为物质形态以要素力发挥作用。2003年，台商投资内地的40％在江苏，而其中的80％在苏州，投资的原因在于这里文化底蕴厚，人的素质高。文化成为经济竞争的灵魂。

    进入文化竞争阶段，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除了在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展开外，还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1、作为高新技术的土壤和载体，催生应用力。在信息社会，高新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经济发展的依托和重要基础。高新技术程度如何，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引进，不可能独立进行，需要有供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与载体，需要有传播扩散的有效途径。就载体而言，信息技术、网络经济、网络娱乐、电脑音像合成、电子图书馆、网络虚拟等，本身就是高新技术的产物；况且诸如影视生产传播、旅游、演出、广告制作、新闻出版、体育等文化产业的勃兴，在更广阔的范围和领域诱发、催生出新的科学技术产业分支，雄厚了高新技术的载体和内容。在这一过程中，高新技术在文化的作用下，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创生以至传播和应用，结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很难想象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区域，能够有多少高新技术项目被广泛应用，而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又能够摆脱科学技术单独孤立的快速发展。

    2、作为城市特征的内涵和城市特色的灵魂，凝聚内在吸引力。当代城市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用内在吸引力形成强大的磁场，诸多经济要素才能像磁石一样，牢牢地被其吸引、凝聚。城市市场要素的活跃、及时配置，必然带来信息流、资本流、知识流、物资流、人才流的聚集，直接后果便是经济的繁荣。而这种内在吸引力的动力来源，不是城市经济自身单枪匹马而为，而是文化的综合力量使然。

    美国克里夫兰和奥兰多两座城市的衰落到振兴，是文化吸引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案例。

    20世纪50年代，随着工业化时代的结束，克里夫兰原有的文化资本纷纷流向外地，传统工业随之转移迁徙，一座繁华的城市日渐衰微，濒临破产。城市复兴的突破口选在了文化上。投入巨资构筑“文化圈”：学院、剧院、棒球场、博物馆、音乐厅、摇滚乐名人堂纷纷崛起，集娱乐、购物、办公为一体的世界贸易中心随之兴建，同时大力支持餐饮、旅游业的同步开发。文化吸引力很快使人流回归，信息活跃，资本聚集，企业重塑。旅游业急剧扩张，年内创收40亿美元，就业人口8.5万元。尤其是一批高科技人才和高科技企业的加盟，使人口迅速增至200余万，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以种植业为主的美国小镇奥兰多，由于1972年在这里兴建了迪斯尼乐园，83个娱乐项目，16个度假村，每年收入150亿元。依乐园兴建的商场、医院、宾馆、铁路、电脑公司、激光公司、海洋公司、国际贸易公司等诸多尖端高新技术企业摩肩接踵。仅每年来这里的游客就达4000多万人次，年贸易额600亿美元。奥兰多小镇因迪斯尼一跃为美国的重要城市，区域内的佛罗里达州因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推而广之，美国会通过的“授权区计划”先后确定遏止衰落、重点振兴的传统工业城区就近100个，成效非常明显（高起祥，首都布新战略之——文化产业提升[J]，上海：城市管理2002，[2]：21－24）。

                  雄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协调力

    协调发展是2004年中国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最为关键的理性抉择。尤其是在GDP高速增长，已经被摆到极为显赫的重要地位和议事日程的今天，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走上健康之路，很大程度在于我们对文化协调力怎样把握。

    道理很简单，在目前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间，忧患意识令我们对非均衡发展深感忧虑：

    1、结构失衡使产业比重差距拉大。2003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幅在两位数以上，其中冶金工业投资规模达1235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75％以上。第三产业在前三季度只增长5.4％，占GDP比重大体在33％左右，而1997年这一比重就为32.1％，七年时间基本停滞在原有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还弱。2003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为26.4％，发达国家在七年前这一比重就达70％－80％（《中美服务业吸纳劳动力问题研讨会摘要》，《光明日报》1999年3月19日），差距的鸿沟为我们自己设置了就业的深重障碍。问题是随着第二产业增幅加快，比重加大，第三产业更为捉襟见肘，差距鸿沟越拉越大。调整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只能大力发展以文化为主的第三产业，别无它途。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减轻一、二产业的重量，还能增加其文化附加值，重要的是为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崭新结构提供内容产业和载体产业，同时吸纳大量人员就业，结构协调力效果明显。

    2、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不足，信贷的无序扩张导致虚高，症结在于消费的乏力。2003年我国投资增幅30％左右，而消费增幅只有9％，同年前11个月大部分商品物价指数持续走低。投资与消费的失调表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并不是真正来源于需求的拉动；这种跨越性增长，也不完全是因需求引发资本投入的结果，而更多的是银行信贷的转移扩张——2003年信贷的增长目标是15.2％，而实际超出21％，专家提醒“这是相当大的危险”（万建民：《健康不健康，协调是关键》，《经济日报》2004年1月8日）。在当今物质消费平缓，文化精神消费走高的趋势中，文化巨大的显性需求与潜在需求，将转化交织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消费的疲软、乏力由此坚挺、充沛，文化协调力将使投资与消费走向平衡。

    3、资源性矛盾突出，环境肌体脆弱，生态严重失衡，缘于人文理性的淡漠和蒸发。凡是粗放模式下的高增长，均为以牺牲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高能耗发展畸形。历史一再证明：经济行为一旦失去人文理性，必然陷入“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渊薮。问题是现实仍难自拔。2003年，我国消耗资源数量为：钢铁2.6亿吨，占世界25％多；煤炭15亿吨，占世界30％；水泥8.2亿吨，占世界50％多；电占世界13％，可是高额能耗换来的GDP只占世界的1／30（周倩：《2004：中国经济六大猜想》，《经济日报》2004年1月8日）。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凸现资源环境生态的深层矛盾：煤炭缺口加大，2010年为2.5亿吨，2020年为7亿吨，业内素有吨钢吨煤之说，煤炭短缺，直接成为钢铁、水泥、电力增长的瓶颈，80多座资源型城市不得不面临资源枯竭的抉择；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频遭破坏，以渤海为例，沿岸近百个大小港口，四十多条河流，每年注入污水28亿吨、各类污染物70多万吨，大量的氮、磷等化学元素进入渤海，导致海水的富营养化，赤潮频发，海洋水产业损失惨重，污染的食物链严重危及人类和其它生物。

    中国文化历来有“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进、共荣。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度，取之有道，以取舍的理性为最高准则。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理性操守，不是一种被动的、强迫的、短期的观念和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内心的、长期的文化自觉和禅悟。在新的一年里，只有以文化理性固化可持续发展模式，加大投入，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低消耗、高增长，才能在根本上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