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发展生产力• 和谐社会（代序）

    李军要我来为这本书作序。除了我们曾经为一个目标共同奋斗过的原因，可能还因为我们俩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之交。事情是这样的：1984 年底，在一本理论刊物的“青年专号”（当时我已到了“青年”的上限，李军才22 岁）上，我们俩的文章被编在一起；当时我的工作就是要创建文化管理学——虽然那两年还有点儿一头雾水；所以，见到“同道”的文字后，欣喜若狂，马上修书一封——直到他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北上，进了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才互相省去那八分钱邮资。

    今天来谈改革或深化改革，已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话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改革开放之初，这项基本国策贯彻执行起来，还是颇为有些难度和阻力的——有民间顺口溜为证：“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是不理解不认同的，更不用说那些循规蹈矩思维僵化的人，那些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左爷”们了。而思想文化领域，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自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始，一路下来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最后的铺垫；文痞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1965 年11月10日）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及又一次引蛇出洞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而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根据这次会议整理出来的《纪要》 则使这场以文化为“革命”对象的运动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当然，学界还有人认为，对肖也牧作品的批判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前后脚，1951 年春夏之交）“左”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当代文化（文艺）管理的基本状况。之后，在文化管理中“左”的影响仍未完全清除，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历史的、现实的——李军一头闯了进去。初生牛犊不怕虎，李军自己就属虎。可我认为，这里边更多的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家的勇气和学术上的前瞻性！当然，这种勇气不是匹夫之勇，不是头脑一热，而是根据良知的提示，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朱穆之1983 年1月著名的“元旦谈话”——“农业改革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一般也适合于文化艺术事业，就是要实行责任制，联产承包”——不禁感慨万千：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都得剃了光头去谈去论去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而且是“平行横移”——“农业改革的基本精神与原则……”——除非农村改革哗啦啦，否则就无大碍，最多是两种生产的特点把握不准——每每想起这句话，顿觉政治智慧无限！
   

    中国文化管理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同行。二十余年来（暂以李军1984 年7 月17 日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文章《文艺改革需要研究文艺管理学》 为起点），中国文化管理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草创到科学，从盲目到自觉，一路风雨坎坷理论跋涉，为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摇旗呐喊，为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清除理论障碍，这其中，有李军多少心血和不眠之夜（尤其是学科创建时期），我是比较清楚的。

    1984年底，学院（我供职的单位，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后改名为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决定要办一份学报，由褚朔维主办。褚先生不涉足文化管理的教学与研究，于是我“掺和”进去成了“帮办”。1985 年深秋时分，造货完毕，刊名《文化管理》 ，16开本、9个印张。现在看来，这本杂志恨可能是国内大陆第一本文化管理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刊物。创刊号的阵容还是拿得出手的，有刘再复、丁守和、周传家（张庚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还有几位当时名不见经传日后都成了中国文化管理学的先驱：许柏林（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商尔刚（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管理系系主任），李军——并且三位现在都是中国文化管理学会的常务理事。李军的文章问世，还颇有些艰难险阻（即书中《一门新兴学科——文化艺术管理学》一文，当时发表名为《试论文艺管理学的几个问题》）记得当时有一位“文革”前北大的高材生，虽然不管学报的事情，却总要把李军的文章拿下来，（当时有一个十分“民主”的审稿方式：传阅，所有要上的稿子都在相关人士中转一圈），把我急得够呛；我除了说服褚先生之外，也是四处游走，大谈李军那篇文章是不可多得的可遇不可求的好文章（我是责任编辑），请各位高抬贵手支持尚在襁褓中的文化管理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军这篇文章应该列人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无独有偶就在李军完成这篇重要的论文时（1984年10月）, 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化管理学概论》 编写组应四川省文化厅之邀，在戴老（戴碧湘）的率领下，赴成都给第一期地市州县文化局长培训班讲课（试讲），其中第一讲是商尔刚的“建立文化管理学的意义及其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科学依据”；当时一南一北，谁也不知道谁，论述的却是同一个东西，并且同样精彩各有千秋（戴老也经常对尔刚的这一讲褒扬有加）此后还有不少研究者涉足，包括高占祥、龚心瀚等，但无人出其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李军是中国文化管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革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文化管理学初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成果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检验，依然“生命之树常绿”，是十分可贵的。如李军的《文化艺术系统工程初探》、《关于文化发展战略几个问题的探讨》 ，均发表在1986 年的《文化管理》杂志上，我是责编。应该说，当年编这些文章时我就颇受启发，受益非浅；今天重读，仍然感到理论穿越时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厚重的，理论也并不都是灰色的。再如许柏林的《当前文化管理学研究中几个基本理论课题的探讨》，商尔刚的《行为科学与文化管理》（均发表在1986年的《文化管理》杂志上），都为中国文化管理学的创建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还有一部分成果，极具前瞻性，紧扣时代脉膊，文章问世不久，即被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相印证。总之，中国文化管理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改革不断深化，生产力持续发展，中国将最终走向和谐社会——这是本世纪中叶战略目标的具体化。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文化管理理论研究和探索性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以为，首先要关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中国新闻周刊》200期纪念特刊（2004年10月18日出版）推出的“重构中国精神”专栏，应该被认为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当然我并不敢苟同其中的某些宏论；其次，亟应研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相协调的文化发展战略及文化发展纲要，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再次，留给中国文化产业的时间不多了，幼稚园的小孩和成人角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迷宫》和《丽水金沙》有理由使我们对明天充满信心；再次，文化市场发展迅猛，也问题多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市场管理法》迟迟不出台，已经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和进一步发展繁荣产生了不利影响——上述几个方面，李军早有涉猎，其中某些观点，至今仍闪耀着先知的光辉。自然，构建和谐社会的参与因素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为序。

汪建德甲申腊月朔日于“一步斋”

（作者系中国文化管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