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用搞政治运动和抓物质生产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群众文化活动
    十七年中，我们群众文化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就是用搞政治运动和抓物质生产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而其中最典型的一次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民歌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不但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而且波及到文化艺术事业。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民歌运动是一场有成亿人卷入的所谓民歌创作活动的群众运动，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度里，在一个刚刚翻身做主人时间不长并急于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民族的心理中，人生在世大抵是要做诗唱歌的…… 于是，“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就使一座城市变成了诗城。街头巷尾，机关商店的里里外外，到处都贴满了诗，挂满了歌，人们称这为‘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大量的报纸和刊物开辟了专栏、专页刊登民歌，有的还出了诗歌专号；全国省以上的出版社出版了七百多种民歌集子，至于专区、县、区、乡乃至社出版的民歌集子则数不胜数。武钢工地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出现在大字报上的诗歌就有五十万首之多；陕西省长安县在二十多天就写出了三十多万首诗歌……一时间，诗坛、诗棚、诗府、诗亭、诗歌堂、诗窗、诗碑、民歌栏、民歌牌、诵诗台、献诗台、田头山歌木牌、田头赛诗会、街头赛诗会、家庭赛诗会、炉旁赛诗会、千人赛诗会、万人赛诗会、广播赛诗大会、歌唱丰收赛诗会、共产主义教育赛诗会、总结麦播加强麦田管理赛诗会、钢铁赛诗会、反对美帝侵略中东赛诗会、田边竹笺诗、墙头诗、机床诗、枪杆诗、炉壁诗、扇子诗等等，遍布神州大地，甚是蔚为壮观。内蒙古自治区还举办了“百万民歌展览歌唱运动月”，半个多月里在全区搜集了民歌三百多万首；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种大会上，发言中也带着一首首的诗歌。可以说，一九五八年是诗歌年。
    《人民日报》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 之后，全国各级党组织纷纷发出关于收集民歌的通知，指出这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既然做为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自然要十分重视，定任务、定指示、定完成期限。于是，不认字的文盲也分到了一定数量的诗歌创作任务，只好去请人捉刀代笔；而认识字的人也不一定都会诗歌创作，有些人就急的抓耳挠腮，茶饭不思。许多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口号，叫的震天响，什么“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 “人人做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 “xx天出个鲁迅，x x 天出个郭沫若”，“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等等。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盲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也全部反映到民歌创作上来了，如“人人都把山歌唱，山歌唱出万担粮，唱的钢水滚滚流，唱的草原遍牛羊”等等，简直是漫无边际，痴人说梦。有人（吴雁，即王昌定）对这种“一天写出三百首七个字一句的东西就叫做‘诗’”的所谓“敢想敢干精神”提出了批评却遭到了批判，说他宣扬天才论、攻击新民歌，文痞姚文元更是别有用心地污蔑作者反对工农兵、反对三面红旗。
    应该说，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民歌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第一，它对当时盛行的浮夸风．共产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那些本来就头脑发昏发热说胡话的人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于是调子越唱越高，牛皮越吹越大，而离现实却越来越远，最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二，它违背了群众文化工作的原则：自愿、业余、小型，而是有组织地、半动员半强制地让全体人民参加，用这种搞政治运动和抓物质生产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群众文化活动，必然挫伤群众参加业余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并使他们从心里感到厌恶和压力，也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第三，用行正命令和强制手段迫使人们唱歌、跳舞、作诗，主观地、盲目地提出一些根本办不到的口号，这种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给我们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力，造成了很大损失。
    （五） 由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致使文化艺术界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影响了精神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一九八一年夏天，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在指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的某些不确切的提法之后（这些提法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324页），说道：“这些相互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我们认为，胡乔木同志的一系列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的。《讲话》中确实有些不确切的提法对建国以后的文艺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上面提到的“两个事实”上，而归结到一点即“长时间内对他们（即上句中的“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建国以后，各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文艺批判接连不断：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秦兆阳、钟惦棐、刘宾雁、王蒙、王若望、唐因、唐达成、侯敏泽、高晓声、陆文夫、方之等等；一九五八年“文艺报”的《再批判》，王实味、丁玲、肖军等人又被推到前台，老帐新帐一块儿算；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O 年七月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后，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李何林一篇小文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批判，还有巴人（王任叔）、张庚、郭小川、刘真等人的观点和作品受到批判；从一九六三年至“文革”爆发这段时间内，对各类作品、观点、代表人物的批判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春二月》、《 舞台姐妹》、《北国江南》、《不夜城》、《红日》、《谢瑶环》（京剧）、《李慧娘》（昆曲）、《刘志丹》（长篇小说）、“有鬼无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廖沫沙、周谷城、邵荃麟等等。而两个批示的针对性也是很明确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人数很多”、“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应该说，两个批示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的必然结果。
    由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由于各种文艺批判连续不断，由于错误地处理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使得文化界艺术界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心理压力很大。正如温元凯同志答《文艺报》 记者问时所说的：“如果都要等有了定论再去了解、体验、反映生活，就产生不出伟大不朽的作品。试想，作家在下笔时就在想，我写出来是不是符合哪条结论？会不会被‘否定’？会不会挨批？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怎么可能写出有广阔视野、丰富内容、新鲜思想的巨作呢？”再加上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于是大量的作品图解政策，图解概念，逢迎上意，形象苍白，千人一面，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总之，在上述种种状况下，要想生产出数量多、质量好的精神产品，是根本不可能的，十七年精神产品的生产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六） 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形成投资少的局面，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十七年中，我们没有摆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片面强调物质生产，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我们的积累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出于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进人共产主义的善良愿望，在搞经济建设时恨不得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投入，而不顾其他；把对教科文卫方面的投资，看成是消费性的财政支出，认为这种投资是不能回收的。鉴于上述几点，所以没有把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而形成对文化事业投资少的局面，请看下表：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十七年中，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零点三六，占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的百分之四点零八，确实少了一点儿。因为缺乏经费，所以使得许多应有的文化设施没有建造那么多，如图书馆、电影院、剧场等（即使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与世界八十年代水平相比（中国系1983年数字），也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图书馆，苏联拥132,000 个，捷克12,205个，波兰9,316个，美国8,459个，东德7, 273个，罗马尼亚6 ,405个，匈牙利2,242个，南斯拉夫2,109个，中国2,038个；平均千人拥有电影院坐席数，苏联132.2，保加利亚80.4，捷克54.1，加拿大31.1，法国25.3，东德20.8，南斯拉夫19，中国15.1）；应有的机构设立的太少，如画院、雕塑厂等；许多单位设备缺乏并很落后，长期得不得改善，如图书馆、各类院校、印刷厂等。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所以既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也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从六个方面简要地谈了一下十七年中文化管理的失误。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列宁的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只有切切实实地“改变”一下“我们到活动方式”（我们已经在改变之中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道路，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突飞猛进，才能做到胡耀邦同志所说的“使自己的文化健康地发展和繁荣起来”，使中华民族“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