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我国50 年代流传甚广，那一代人是把这本书作为革命的圣经来读的。60 年代以后，许多人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或者《保尔• 柯察金》 这些影片中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他成了这一代人的楷模。到了八九十年代，年轻的一代对这位苏维埃俄罗斯1919 年的英雄渐渐地模糊起来了。但由于学习英雄的需要，由于不断地出版老本和新本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许多花季男女又开始结识了这位阔别多年的英雄人物。
    现在，中国版的影视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与观众见面了。我相信影片摄制者的初衷是善良的和值得称道的，无非是想通过保尔• 柯察金这一英雄形象来激励世人，来倡导一种民族气节和英雄精神，来为在新时代保尔• 柯察金式的英雄的大批出现鸣锣开道。我赞扬这种创造和精神。
    但我在看完了这部极长的、20 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电视连续剧后，感到了相当的失望。总的说来，中国版的电视连续剧远远不是奥斯特洛夫笔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屏幕上的那个保尔• 柯察金也不是书中的那个1919 年的共青团员的形象。我觉得，为了理解苏维埃俄罗斯1919 年的那批共青团员，为了真正认识奥斯特洛夫笔下的那个英雄保尔• 柯察金，为了继承和发扬英雄的业绩，现在必须还保尔• 柯察金以本来面目。
    为什么说要还保尔• 柯察金的本来面目？中国版的影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问题出在哪里呢？
    改编前人的作品，搞成话剧或者影视作品，这是后人的权利，甚至是一种责任。而且这种权利和责任是没有国籍之分的，愈是名篇，后人的改编就愈具有世界性，改编的责任也就愈重大。《钢铁》的失误首先并不在于它是不是该被改编、该被中国人改编。改编不是重写，不是重塑。对前人作品的改编有个极其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不能将原著的精神改掉，不能将原著的主线改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的主要精神，它的主线是什么呢？最巧合不过的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乌克兰电影制片厂就要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拍成电影。对于这种意愿，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支持，但他对改编表现得非常严格，并亲自和电影厂派来的导演一起创作剧本。他明确说过：“按照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是一部关于1919 年的共青团员的影片，一部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觉悟起来，并在党的帮助下意识到自己在阶级斗争和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忘我斗争中的地位的青年的影片。从这点出发，剧本的中心人物和小说一样，应是保尔• 柯察金。因此，保尔• 柯察金觉悟的提高是条基本的情节线。”他还说，影片应该讲述保尔• 柯察金的同志莉达和布鲁扎克及其哥哥阿尔乔姆的故事。但他认为这只应是辅助的、次要的情节。至于怎么处理保尔那时朦胧的爱情和友情的关系，奥斯特洛夫斯基承认：“关于保尔和冬妮娅、莉达和布鲁扎克之间的爱情线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我们希望能克服这一困难。”
    我在这里并不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苛求文艺作品，问题就在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影片的这一看法是体现在小说中的，或者说他是把小说的主要精髓提炼了出来。保尔• 柯察金能不能真正成为片中的主角，完全取决于影片能否塑造出一个在当时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火焰中，在“红色恐怖万岁”的血与火的拼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那个时代道德规范的阶级觉悟的共青团员。至于爱情、友情和其他私人关系，在那个“凯歌行进”的年代都是要服从战斗和斗争的需要的。如果翻阅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1919 年，在苏维埃俄罗斯的20 年代，严格讲起来是没有浪漫的（包括爱情的浪漫和友情的浪漫）。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允许浪漫，生死较量的战斗不允许浪漫，社会通行的意识、观念、道德标准都不允许浪漫，即使是无产阶级内部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是不同营垒，甚至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浪漫了。所以，在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塑造保尔• 柯察金时，完全着力于他的斗争、拼搏、贡献和无畏。他把保尔和冬妮娅之间朦胧的爱情是作为保尔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的背景来描述的。保尔最后的离开冬妮娅是一种必然，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这一线索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塑造一个在心中只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保尔。保尔和冬妮娅的分道扬镳在奥斯特洛夫眼中正是保尔的成熟。而《钢铁》 恰好在影片的主要线索上违背了原作的精神和情节，极其强调了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在几乎有1 / 3 的篇幅里着力描绘了保尔和冬妮娅之间爱情的浪漫，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美好的、神圣的、不应该被拆散的。对于保尔和冬妮娅的最终不能结合在一起，影片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之线成了影片中的主线，阶级斗争、残酷的战斗、战士的成长等等原书中主要的情节就都成了辅助的、次要的了，并且随之具有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原作不存在的浪漫玫瑰色彩。
影视片为了完成这一浪漫故事，虚构，或者说重塑了许多原书中没有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其中一处最重大的改编就是把冬妮娅的家庭关系“重塑”了。原书中，冬妮娅的父亲图曼诺夫是个小小的林务官，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除了两次提到他是林务官外，并没有对他作任何的描述。而现在在影片中他却成了一个医术精湛、道德高尚的医生，成了1 / 3 影视片的主角。在社会上，他不畏任何强暴，在家庭里他是一个谅解人意的父亲。他的为人准则是医学第一，治病救人第一。为了这个目的，他无所畏惧，既不怕彼得留拉分子、德国人，也不怕波兰人。他可以深人到保尔这样的无产者的家庭治病疗伤，天生对穷困者和被压迫阶级具有同情感，并自觉站在他们的一边。最后，竟然为了保护女儿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冬妮娅和保尔的关系）试图开枪打死驻城司令官。不遂后，壮烈地倒下。
这哪里还有一点原作中的图曼诺夫的形象！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忠实于原著！为了配合这一“重塑”，冬妮娅的身份也作了相应的变动。她不是在基辅上中学6 年级了，而是上的医学院。正因为作了这样的“重塑”，所以就有了后来冬妮娅到保尔家中代他父亲行医的情节以及其后的冬妮娅和保尔之间的一系列浪漫故事。但是改编者恰恰是在这里忘记了一个常识问题，那就是上了医学院的冬尼娅就要比保尔大出去好几岁了，他们之间的一见钟情就显得牵强附会了。当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这种学历的变动上，冬妮娅的新面貌是和他父亲的新面貌相适应的。在《 钢铁》 中，图曼诺夫的家庭是个十分值得称道的家庭，图曼诺夫和冬妮娅的道德水准和教养要远远高于保尔、阿尔乔姆和朱赫莱之上。正是这个环境影响了保尔，对保尔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钢铁》 中的冬妮娅已经不是原著中的那个少女。在书里她并没有对保尔一见倾心，她对保尔的好感是纯粹从一种新奇感出发的― 保尔是她那个圈子外的年轻人。而在影视片中，冬妮娅对保尔却是一见倾心的，其后为了他茶饭不思，甚至为了保尔可以准备背叛她热爱的父亲和从这个家庭出走。甚至，后来冬妮娅出嫁了，有了孩子，她还对保尔怀有一种摆脱不开的情节。《钢铁》 的末尾编造了一个她和保尔在家乡巧遇的镜头，利用冬妮娅的话为保尔的一生作了总结：保尔是钢铁炼成的。影片到了这里，似乎对观众要说的是：保尔和冬妮娅虽不能有情人都成眷属，但冬妮娅对保尔的理解也足够让保尔欣慰和感受一生了。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原著中，保尔和冬妮娅之间友情和爱情关系的发展是贯穿着一条阶级路线的，双方都想把对方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结果，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因此他们的最终分手就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命运。这里对谁都没有遗憾，在他们见最后一面时，双方除了厌恶和鄙视外，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情结。冬妮娅对保尔说：“说真的，我没料到你会弄成这副模样。难道你在政府机关里就捞不到一个比挖土强点的差事吗？我以为你早就当上了政委，或者得到了与之相同的什么职位。你的生活怎么变得这样遭…… ”保尔的回答是：“我也没有想到你会变得这样酸臭。”冬妮娅又说：“你还是那么粗鲁！”保尔则反唇相讥说：“图曼诺娃同志，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切正常。而您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把手伸给一个工人。可是现在呢？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臭樟脑球的味道。实话说吧，我跟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原著中给保尔和冬妮娅安排的命运的归属，而这个结局是符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思想状况，是符合1919 年的共青团员的实际情况的。而现在《钢铁》 却用现代人的人性、人道主义理念和爱情观来重塑了保尔和冬妮娅的命运结局，让他们温情脉脉，难解难分。这是制作者重塑的保尔和冬妮娅，一对远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保尔和冬妮娅。
    除了保尔和冬妮娅的这条爱情线外，《钢铁》还给保尔加了几条次要的“爱情”线，把原书中他人的爱情关系都统统编织在了保尔的身上。这就是保尔在冬尼娅走后对莉达的迅速的、热烈的爱、和女编辑的情感纠葛，最后是和达雅的爱恋和结婚。通过这些线索，《钢铁》的制作者把保尔始终置于爱情的旋涡之中，似乎保尔是人见人爱，每到一处都有爱他的少女。保尔已经不是一个1919 年的共青团员，而是一个散发着现代人味道的花季少年。这是不符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描写的，这是违背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意愿的。
    《钢铁》 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也许是由两点出发的。一是他们想塑造出一个能为今天青少年观众所接受的英雄形象，二是当前的影视片的时髦潮流是：没有一切阶级和一切人都能接受的“爱情”、没有围绕这种“常青爱情”的俊男靓女，没有那种“震撼人心”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影片是没有票房价值的。《钢铁》 想塑造一个英雄，但他们却落人了当今影视创作的一条俗道，这是一个不幸。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毕竟不是以年轻人的爱情为主线的作品，其主人公保尔毕竟是苏维埃1919 年的共青团员，而不是今日的“白领”。
    我想重复一遍，苏维埃俄罗斯的1919 年是没有浪漫的，尤其是爱情的浪漫。用我们今日的爱情浪漫来讲述那时人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用我们今日年轻人的心态来推理那时共青团员的感情，这是不行的。一个在艰苦环境中熬炼，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会被演绎成一个怪物，“重塑”的英雄会失去光辉，从而也就会失去观众。
    在《钢铁》中还有其他一些重塑的情节，比如片中增加了一个叫“刘”的中国“伙夫”，他的戏不多，可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总是在保尔的身旁，并且牺牲得十分悲壮。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确实有中国人参加，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在保尔的身旁加上这么一个人物并不能给保尔增添什么光辉，似乎是画蛇添足之举。在原书中，保尔的身旁没有这个人物，保尔没有接触过中国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某种需要，硬把一个中国人塞在保尔的身旁。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塑的情节也是很值得商议的。
    1919年的苏维埃俄罗斯是个新生的国家，当时它是在残酷的内战和瘟疫流行、饥荒和经济几乎崩溃的形势下求生和发展的。对这个国家和对为这个国家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是战争、武力、“红色恐怖”手段和行政命令。镇压和消灭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到了20 年代，社会经过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尽管从政策和法令上来说，不再认为“凯歌式”行进和向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是正确的，但那种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诉诸武力、行政命令和镇压手段的情绪和趋势却是一再发生的。
    今天的人们可以对这一段历史作出自己的评价，好坏褒贬各有结论。但我们不能把今人的看法和结论强加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头上。我们今天可以批评当时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做过了头，在诉诸武力、行政命令和镇压手段上做过了头，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批评出自保尔的口，甚至变成他的行动。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塑造的英雄保尔• 柯察金根本就不是这么看的，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本书里就不是这么写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以借保尔之口讲出了那段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名言，就在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这批1919 年的共青团员绝对相信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它所执行的一切政策和采取的一切措施（武力、行政命令和镇压手段）是完全正确的；二是他们绝不怀疑在这些政策和措施下行进的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那种壮丽的共产主义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但《钢铁》 一片中，却借保尔的言和行，对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措施表现出了疑问、指责，甚至是否定。这里，最大的，也许是最严重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保尔对“契卡”的看法，另一是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
    影视片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和镜头刻画了“契卡”的胡作非为，随便抓人，不经审判随意枪杀人，“契卡”的负责人，甚至普通的“契长”人员总是一副暗探、打手、坏蛋的形象。他们总是脸色阴沉，歪戴着帽子，对谁也不相信。这在第十二、十三、十四等集中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这些镜头和场景与片中彼得留拉分子、德国人、波兰人对老百姓的摧残和镇压没有什么两样。我不是说“契卡”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当我们今天来谈论它时不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我只是想说，《钢铁》是在讲述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保尔对“契卡”的看法。保尔对自己身处其中并绝对相信的“契卡”不可能有现在片中的那种认识和随之采取的行为。在片中，保尔是不满意于“契卡”的做法的，并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我说，这样一个保尔不是原著中的保尔，而是制作者眼中的保尔，是一个用现代人的观点和思想情绪（中国的和外国的）来重塑的保尔。如果保尔在那个年代就怀疑“契卡”，就敢于和“契卡”的胡作非为作斗争，那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就不是保尔了。如果书中塑造的是这样一个人物、流露的是这样一种情绪，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离经叛道的观点，《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根本出版不了的，保尔也是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的。
    影视片中，保尔对苏维埃政权机构的看法是：到处都是唯唯诺诺的官吏，到处都毫无生气。在他的眼中，政权机构的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读职、徇私舞弊、偷盗和腐败。但在保尔的眼中，苏维埃政权机构决不是这样的。基于这种对政权机构的看法，片中的保尔进而对党内斗争表现出了困惑和疑问（影视片重塑了莉达因托洛茨基言论被隔离受审查，保尔在他的朋友帮助下逃出莫斯科，以及他的上司杜卡列夫遭党内的清洗、临终前向保尔吐露心曲等的情节）。事实上，保尔从没有对党内斗争产生过怀疑，他在党内斗争和清洗问题上是无条件支持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党内斗争是这么看的和欢呼的：“我们已经粉碎和消灭了横挡在我们路上的一切人——富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残渣余孽，并且正在胜利地前进。”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过程中，曾经小心谨慎地处理过两件事。也许，现在重提这两件事，有助于我们后人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总路线的态度。第一件事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初稿中，曾经写过保尔参加了反对派。但他后来认为必须使作品更符合“布尔什维克的方向”，于是写信给《 青年出版社》 的编辑，坚决要求去掉这段，他的理由是：“柯察金参加反对派对一个共青团员的正面形象是不典型的。我们时代的英雄应是永远不背离党的总路线的人。这一段是我为了使情节复杂化而想出来的，结果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不对的。”
    另一件事是，他在书中曾借保尔之口说过这个样的话：“夜愈黑，星星愈亮。”可有人指出，这是诗人迈科夫的诗句，后面还有一句：“灾难愈深，离仁帝愈近”。奥斯特洛夫斯基马上认为这是敌人的进攻，于是写信给有关的编辑说：“敌人找到了，而我却无言以对，这是我的失误。”因此，他又是坚决要求删去这一句话，“免得敌人找到什么把柄（歪曲思想）来反对我们。”这两件删改作品的事表明，奥斯特洛夫斯基始终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把斯大林的总路线看得高于一切，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是以这条线为基准的。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这就是他所创造的英雄保尔• 柯察金。《钢铁》在这些间题上的刻画离开了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离开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的想法和取舍。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留下的大量有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创作问题的信件中，反复说明，他所塑造的保尔• 柯察金是个1919 年的共青团员，是个为党的总路线拼搏奋斗的一代战士的形象。因此，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书中，保尔的一切活动都是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那群人密不可分的，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与无数同代人一起成长的英雄的代表。奥斯特洛夫斯基甚至说过，他不愿意让“成百上千的人指着他说：你创造了一个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超英雄’。”
    而在《钢铁》 中，保尔却成了一个独闯天下的孤胆英雄和一个万人皆醉他独醒的政治斗士。影视片所塑造的保尔是个个性孤僻的人，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最理解革命、最洞悉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契卡”的不法行为他看得最清楚，党内斗争的不正常他最有反感，政权机构内的种种不良现象他最了如指掌，等等。党的领导，团的领导，执法机构的领导都处于糊里糊涂的状态之中，什么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而当保尔挺身去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他又要和这些糊涂官僚发生冲突和争斗。当然，正确的总是保尔，也是他最终必胜，只有他保尔能解决一切问题，“契卡”的随便逮捕和杀人，他可以阻止，他可以孤身一人闯人盗窃集团的窝子，凭一支枪把他们消灭干净（当然，这些情节也是重塑的）……保尔事实上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一个革命之神。
    影视片的创作者们似乎没有明白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1919 年的共青团员”和“1919 年的革命青年”这些话的意思。我觉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是1919 年共青团员的杰出代表，保尔• 柯察金是一批人，是一代人，他们在青春年华时毫无保留地投人了无产阶级的战斗，他们把鲜血勇敢地洒在了十月的红旗上，他们把生命浇注在未来的革命事业中。这一代人成为英雄并不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而是由于他们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一个人是成不了英雄的，在战斗和拼搏中，一个人是不能创造永存千古的业绩的；1919 年的共青团员是个英雄群体，这个时代的英雄行为是群体英雄行为。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是，人们常常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和现实生活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混为一谈。在历史上的宣传和评价中，在以往的改编影片中，保尔•柯察金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事实上，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保尔•柯察金并不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一代人的形象，是英雄群体的结晶。保尔的经历要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更广更丰富更高。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创造的是一个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英雄形象，用“钢铁”比喻的是那个战斗年代的英雄群体。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一再反对把保尔•柯察金当成他本人，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成他的自传体小说。当手稿送到出版社时，编辑们想极力把这本书说成是他的自传，建议改名为《保尔• 柯察金》，并写上“记实小说”的字样。奥斯特洛夫斯基得知后坚决反对改名，并说不能用“记实小说”的名称，只能用“小说”。后来，他在给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明确地说：“你知道，尽管我极力反对，写了几十封信和文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还是被说成是我的生活经历，说成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份文件。进而把保尔•柯察金的生活说成是我的经历。我简直是毫无办法。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一切如何收场。指导我的只是一个愿望― 塑造一个年轻战士的形象，正是他代表了我们年轻一代。当然，我在这个形象里也放进了我个人生活的一些东西。”遗憾的是，在苏联时期，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需要英雄和造英雄的原因，一直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说成是一份文件，把保尔• 柯察金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同起来，进而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神化，变成了一个他本人都反对的“超英雄”。中国版的《钢铁》在这方面继承了影片创作的这一历史传统，实际上是将保尔• 柯察金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同了起来，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当成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来演绎了。如果说，《钢铁》 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的话，片中就有许多不符合自传和历史事实的地方；如果说《 钢铁》 不是自传的话，那它却加了不少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传略。比如，《 钢铁》 就有一个向观众表明这影片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平的结尾。它的最后一集、最后一组镜头是：由朱赫莱向保尔宣读苏联最高苏维埃嘉奖他的命令。保尔只是个书中的主人公，而实际上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享受了这份荣誉。
    我们需要英雄，但英雄是不能这样来重塑的，尤其是远离我们有80 多年之久的保尔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尽管文艺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可以将前人的经典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画蛇添足”，可以合并或构思出新的情节来，平添一些现代化的气氛，但对原作的精神和精髓是不能任意重塑的。如果原作的精神和精髓不见了，那就不是原作的改编了。对此，后人怎样写、怎样创造、怎样重塑都无关紧要，你只要不用原作的名称就行了。如果你要用原作的名称，你就得尊重原作，你就得把原作的精神和精髓好好掂量掂量。
    现在的年轻人对产生保尔的时代几乎很少有什么印象，他们无法了解出现1919 年共青团员群体英雄的现象，因此对保尔• 柯察金的再现和宣传就需要特别小心。否则，一个新的保尔的形象就不可能被大众所认可和信服。
    最后，我要强调我依然十分钦佩中国版《 钢铁》 制作者的勇气和创新精神，理解他们的甘苦。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大力宣传英雄，但我在这里所讲的只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普遍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如何改编前人的作品，我们应该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来再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