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当局者的眼里不仅是个叛逆，而且是个地道的反苏分子。安德罗波夫领导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小至他和同居者斯维特洛娃的生活细节，大至他会见外国记者的详细谈话，“克格勃”都有及时的报告。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极为谨慎，而安德罗波夫却是“火眼金睛”，掌握着他的一举一动。至于安德罗波夫是怎么搞到这一切的，除了“克格勃”内部的人无人得知。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行踪的小报告、密报、形形色色的检举信占据了“克格勃”中索尔仁尼琴档案中的绝大部分。1989——1990 年间，根据当时的国家档案委员会领导的指示，总量达105 卷“克格勃”的索尔仁尼琴档案被付之一炬。所以，世传有关索尔仁尼琴事件的全部秘密也在大火中烧掉了。所以，有些专门研究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学者也扼腕惋惜，常常提出要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尚存就好了。因此，许多的书在谈到索尔仁尼琴的被放逐时，大都是以索尔仁尼琴本人的情感波折和遭遇为主线的，从没有谈及这放逐的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它在最高层是怎么决策的。然而，“克格勃”的索尔仁尼琴档案并没有被完全烧掉，至少安德罗波夫有关索尔仁尼琴给中央的报告还几乎完整地保留着，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的会议记录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索尔仁尼琴的情况通报、资料等还在。那就是说，从作出决策这个角度来说，从中央权力机构这个角度来说，“克格勃”中有关索尔仁尼琴的档案还保存着，而且还相当系统。现在看来，被烧掉的那些大量的档案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来自下层的材料（检举信、告密信、窃听记录、情况上报等）。在90 年代初，烧掉这些档案（同时销毁的还有其他类似的档案，比如说，“克格勃”的总量达505 卷的萨哈洛夫院士档案中的类似材料也被大量烧掉了，）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有关索尔仁尼琴的材料，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执政者担心这些材料一旦流落出去，将引起人和人的争斗与报复、社会的极大动荡。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档案，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更好地来说明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放逐，又是怎样被放逐的？岁月之河常常是这样的，只是在流过了漫漫长途之后，那沉淀于河床上的东西，那些几乎被人认为是不解之谜的东西，才会冉冉地漂浮起来，让后来者能看得出个究竟。
    从1970 年10 月8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索尔仁尼琴获得1970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起，到1974 年2 月13 日他被强行放逐出苏联，在这3 年多的时间里，苏共中央一直对以何种方式来处理索尔仁尼琴犹豫不定。最高领导人中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按照苏联的法律，把他送上法庭，作出严厉的判决，另一派意见是，将他放逐出国。而诺贝尔奖金的宣布是促使这两派意见争论白炽化的导火索。
    对于诺贝尔奖金，索尔仁尼琴和苏共最高执政者一开始态度都是十分明朗的。索尔仁尼琴表示一定要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并电告了瑞典科学院。10 月10 日和17 日，安德罗波夫就向苏共中央连续送了两份有关文学界、科学界和艺术界对此事的反应。他在17 日的报告中引用了索尔仁尼琴发给瑞典科学院的电报：“您的电报收到，表示感谢。我把授予诺贝尔奖看成是对俄罗斯文学和我国苦难历史的应有的尊重。我打算在这个传统的日子到斯德哥尔摩去亲自领奖”。
    而苏共中央却从一开始就把这一事情看成是政治事件，是西方世界反苏运动的继续，不仅不让索尔仁尼琴去领奖，而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10 月9 日，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就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金的挑衅性行为采取措施”的决议草案，当天，掌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就将这份草案变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签发了下去。这份决议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在《消息报》、《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 和《文学报》 上发表文章，说明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金这一事件的性质不是文学的，而是政治的；二是发表文章和利用电视频道揭露和抨击西方利用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文章进行政治投机的行为；三是将此事口头通知地方党委。
    索尔仁尼琴12月14日给苏斯洛夫的信显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在这封信里，索尔仁尼琴要求苏斯洛夫过问他得奖的事。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在短期内大量刊印他的《癌病房》，并承认过去禁止这本书“纯属误会”。二是取消对他小说的禁令，不得对阅读他的小说的人进行惩罚。索尔仁尼琴这样写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能出去领奖，并且不怀疑自己不能成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颁奖之前还有8 周，国家有可能积极地改变我的文学处境，这样颁奖程序便可在比现在要适宜得多的情况下进行”。然而，索尔仁尼琴的弦外之音却是很强烈的，那就是要苏联当局彻底给他平凡，并明显借助于获奖而对苏联最高执政者施加压力。这样的条件苏联当局自然根本是不会同意的。这时的索尔仁尼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自认为有了诺贝尔奖，有了西方如此的支持，他就可以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叫牌了，而且可以万无一失。但他忘记了苏共是个有和知识分子作斗争50 多年经验的党，是个有足够手段来揭露和惩治他们的专政。苏共最高级领导人事实上并不是害怕索尔仁尼琴这样个别的、甚至是有很大名声的知识分子，而是时刻在考虑自己的处境。这时，苏联正在大力调整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正在世界上力图改变自己的穷兵默武的形象。因此，处置索尔仁尼琴这位声名在外的人对苏联最高执政者来说就变得犹豫不定，成了一个在政治局例行会议上总要讨论一番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苏联历史上，对“叛逆的知识分子”的惩处总是先由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门进行的，批评、抨击、政治上的围剿，把他们搞得声名狼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真正决定知识分子生死的却不是意识形态部门，而是“克格勃”。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不是苏斯洛夫，而是安德罗波夫。而安德罗波夫由于双重原因在对知识分子的处置中更是一个铁腕人物，一是勃列日涅夫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勃列日涅夫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是他本人是个很有才能和才华的知识分子，曾是赫鲁晓夫的智囊团负责人和大笔杆子。所以，安德罗波夫对知识分子的一切就了解得十分透彻。而这时，索尔仁尼琴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政治局，不如说是掌握在安德罗波夫的手中。他是索尔仁尼琴的真正对手。
    而安德罗波夫对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又偏偏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反对严厉处置索尔仁尼琴，但他不想让他领导的“克格勃”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惩罚了索尔｛尼琴，又要让受惩罚者自己承担责任。这就是他自此一直坚持的“放逐”建议。10 月29 日，安德罗波夫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详细地报告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文学艺术界对处置索尔仁尼琴的两种基本的意见：诗人科布泽夫说：“放他到国外去，剥夺他的苏联公民权”，芭蕾舞演员菲尔索娃说：“我要是当局，我就把他赶出国去”；但诗人叶夫图申科说：“如果不让他出去，或者放他出去了，又不让他回来，这对哪一方都是悲剧”。二是有关索尔仁尼琴的私生活的，这时索尔仁尼琴在和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闹离婚，但同时已经和斯维特洛娃同居在一起，甚至连斯维特洛娃已经怀孕的情况安德罗波夫都一清二楚。10月15日，列舍托夫斯卡娅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但被发现正处于抢救过程中。
    安德罗波夫在报告了这些情况后写道：“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如果索尔仁尼琴正式提出申请要到瑞典去领取诺贝尔奖金，可以满足他的这一要求。至于说到他返回苏联的问题，这要看索尔仁尼琴在国外的行为再作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决定留在国外，那么，在我们看来，采取某些让他返回苏联的措施未必是合理的”。很明显，安德罗波夫的这一建议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一箭双雕的谋略：既能让索尔仁尼琴出国领奖，堵了批评者的嘴，又可让他自动“放逐”，给苏联执政当局甩掉一个大包袱。这大概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类似于“放逐”的建议。
    11月20 日，安德罗波夫和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联名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他们在分析了有关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后不能不确认，“我们是在和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政治敌人打交道”。他们承认，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具有双重的复杂性，一方面在国外人们在利用他的名字从事反苏活动，他成了敌视和反对苏联的“一面旗子”，二是国内有相当多的有修正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在支持他，把他看成是“天才作家”。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何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活动的危害性较小：让他留在国内还是将他逐出我们的国界之外？”他们的回答是：“在对索尔仁尼琴颁发诺贝尔奖金后，他若居留在国内，将会加强他的立场，使他能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在索尔仁尼琴对作家们的要求没有作出答复的情况下，授予和颁发奖金的行动将会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被看作是国家政权的无力和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活动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他将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继续起到一个国内侨民的作用，而他的名字也将被敌对分子用作反苏的旗子。而将索尔仁尼琴逐出苏联将使他失去这一立场― 国内侨民的立场和与此相联系的一切优势”。
    他们还说，尽管这种“放逐”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国外的反苏运动，某些共产主义的报刊也会参加进来，“但权衡所有的情况后，我们认为解决将索尔仁尼琴逐出苏联国境的问题是适宜的”。这是苏共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放逐”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归纳起来，他们主张“放逐”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可以使索尔仁尼琴失去“国内侨民”这一特殊立场，二是进而使他失去从事反苏宣传的基地，三是可以剥夺他与此有关的一切优势。他们还提出了三种“放逐”索尔仁尼琴的办法：一是在索尔仁尼琴到瑞典领奖时注销他的签证，禁止他返回苏联；二是对索尔仁尼琴自行到国外去领奖不作阻拦；三是颁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公民权，强行将他逐出苏联国境。他们还提到，在必要时不排除因列舍托夫斯卡娅自杀一事可对索尔仁尼琴提起刑事诉讼。总之，安德罗波夫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让索尔仁尼琴“出国”。为此，他们还代最高苏维埃起草了一份剥夺公民权和“放逐”令。
    但这一次并没有能将索尔仁尼琴放逐出去，正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犹豫不决时，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决定使他暂时免于被放逐。在11 月24——26日间，他频繁地和西方记者接触，并且在27 日拜会了瑞典大使馆。同一天，他给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写去一封信，表明“我宁愿认为现在不要申请去斯德哥尔摩旅行”，虽然他列举了一些理由，但都是表面上的。“克格勃”截获了他的另封信，真正的理由写在这封信里。这是索尔仁尼琴写给他的在瑞士的国外稿酬代理人赫勃先生的，发信的日期也是27 日。他写道：“我已经写信给诺贝尔基金会，说我放弃去斯德哥尔摩的旅行，因为我害怕不让我返回我的祖国。”这封信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茨维贡11 月28 日给苏共中央的情况报告中。
    真所谓各人各有自己的主意，各人也各有自己的办法。从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考虑不难看出，他在政治斗争中也决不是个等闲之辈，其消息来源似乎也很广泛。这时，他也一定从某种渠道获知了有关“放逐”他的情报，嗅到了某种异常的气味并琢磨到了某种不祥的前景。
    于是，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的事就告一段落，1970 年就在索尔仁尼琴和苏共中央的新的沉默中过去了。
    在正常情况下，诺贝尔奖金从宣布得主到将奖金颁发到获奖者手中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个异常现象来说，这颁奖的事就拖到了1972 年。在这期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为能在莫斯科为他颁发诺贝尔奖而努力，而执政当局一方面严密监视他的活动，另一方面大量发表文章“揭露”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
    1972 年初，苏共中央就连续开会研究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在1 月7 日的中央政治局例会上，仍然坚持以前的立场，不同意索尔仁尼琴接受诺贝尔奖。在注明只有一份和绝密的会议记录上写下的是这些文字：“经过交换意见后，认为目前准予索尔仁尼琴接受诺贝尔奖是不适宜的。”16 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例会上，一致同意要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来制止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
    12 日，索尔仁尼琴突然给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写信，说是听到了她讲的苏联政府不反对在莫斯科给索尔仁尼琴颁奖的话，要求她提供莫斯科的一个公共场所为给他颁发诺贝尔奖金之用。他还说，颁奖活动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行，在家庭式的小圈子里也可以。最后，索尔仁尼琴话中有话地写道：“您作为文化部长和您的专家们会懂得，在莫斯科找不到一处地方来为一个俄罗斯作家颁发诺贝尔奖金这个事实，即使不是现在，那在10——15年后，也一定会被看成是我们文化史上的国耻。”
    17 日，福尔采娃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她在列举了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对他的指责后，十分坚决地要求“放逐”索尔仁尼琴。她写道：“因此我请求审议将索尔仁尼琴逐出苏联国境的问题。我认为，比起索尔仁尼琴居住在国内和从事瓦解性反苏活动来说，这一措施所带来的损失将要少得多。”她还建议了“放逐”的方式：“这一决定可以通过若名的文学、艺术活动家和科学家发表文章、举行国内大企业的劳动者集会提出来。我相信，苏联的社会舆论要求将索尔仁尼琴收抬到国外去。”
    这期间，安德罗波夫加紧了对索尔仁尼琴的监视和侦查工作，投有放过索尔仁尼琴的每次会见、每次谈话和每件琐事。“克格勒”的眼睛和耳朵是无处不在的，索尔仁尼琴生活在安德罗波夫的全方位的控制之下，安德罗波夫给中央的有关报告也是一份接一份。3 月27 日，安德罗波夫和鲁坚科再次联名给中央写信，列举了索尔仁尼琴作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敌人的大量罪行后说：“这种情况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对索尔仁尼琴追究刑事责任呢，还是将其逐出苏联国境？”他们建议将索尔仁尼琴逐出苏联国境，具体行动由“克格勃”负责。他们还再次起草了“放逐”令。
    3 月30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讨论了知识界的现状，着重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睡雅基尔、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在会上介绍情况的是安德罗彼夫，主持会议的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定下的总的调子是：这些人是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背后，从事阴谋活助，违背了他们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支特对这些人尤其是索尔仁尼琴进行惩罚。绝大多数都同意将索尔仁尼琴逐出莫斯科，逐出苏联。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说：“索尔仁尼琴是个什么人？索尔仁尼琴——这是个完全堕落了的人。我似，应当了结索尔仁尼琴和雅基尔的事，至于怎样了结，那是另一祠事。应当提出具体的建议，不过，一定要把他们从莫斯科赶出去。”波诺马廖夫说：“我认为，再也不能把索尔仁尼琴撂在那里广应当了结他的事。必须把他从莫斯科迁出去。是国内还是国外，这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件事应当想一想了。”基里连科说：“索尔仁尼琴是个明显的反苏人物。这是个拔了尖的诽谤者、反苏分子为什么我们能容忍他待在莫斯科？应当把他迁到国外去。当然，这要花钱，但最好是花这些钱，而不能容忍他在莫斯科。”杰米切人同意“放逐”，他的理由是：“索尔仁尼琴不想离开苏联。他在梦热起到我们作家的思想启蒙者的角色。资产阶级的宣传正是把注押在索尔仁尼琴的身上，也不想让他待在国外，而是在国内。”
    但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个人的态度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是波德戈尔内，另一个是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是强硬派中的强硬者。他说：索尔仁尼琴“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出身于有广，阶级，所以他是不可能放过苏联政权的这一切的。”所以，他主张：“他是个有敌对情绪的人，所以他不能待在莫斯科。但是我认为，也不应当将他放逐到国外去。他自己也没有表示出要到瑞典去领奖的愿望。我想，不应该将他放逐。在苏联有的是他不能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当年我们不是放逐了李维诺夫，做得不错嘛。也定要这样来对待雅基尔和索尔仁尼琴。”
    而柯西金所表的态则是：“索尔仁尼琴越出了可以容忍的所有框框，所有界限，安德罗波夫同志本人就可以根据我们已有的法子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我们要看一看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如果他解决得不正确，那我们来纠正他。”柯西金的这段话确实是今人费解的，他是支持处理索尔仁尼琴还是不支持？他是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有一点很明确，柯西金并不希甲在政治局会议这样高的规格上来讨论和作出有关索尔仁尼琴的决定。他明显想让“克格勃”独立处理这个问题。柯西金的冷静也许就表现在这方面，他深知对索尔仁尼琴的任何一种处理都必然公引起轩然大波。现在让“克格勃”出面，将来政治局就会有个收拾残局，甚至圆场的余地。
    在会议结束时，勃列日涅夫的结论是：“至于说到雅基尔和索尔仁尼琴，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毫无疑问，应当将他们逐出莫斯科。”这一结论其实也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并没有触及到对索尔了：尼琴的处理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为领袖在众多意见中选择了圆滑众场，显然他也不想在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上承担个人的责任。这次会议没有就索尔仁尼琴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只是责成波德戈尔内和安德罗波夫去研究并提出具体建议。
    不管怎么说，安德罗波夫并没有放弃对索尔仁尼琴的监视。但是，索尔仁尼琴和斯维特洛娃已经觉察到无处不在的监视和窃听，于是在和人们接触时，总是提醒对方用笔书写来代替用嘴讲话；而奇怪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会谈的记录最后都完整地放在了安德罗波夫的办公桌上。在苏联当时的那种制度和体制下，“克格勃”确实是无处不在的，是任何人都难以躲得开的，即使是索尔仁尼琴也不行。
    4 月14 日，政治局例会又一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尽管勃列日涅夫说了如下一段严厉的话，但因波德戈尔内出差未回，所以仍然没有对索尔仁尼琴的间题作出最后的裁决。勃列日涅夫说：“索尔仁尼琴的表现越来越厚颜无耻了，到处写诽谤的信件，在记者会上发言。他太令人可恨了。应当对他采取坚决的措施。”安德罗波夫仍然坚持“放逐”索尔仁尼琴，他说：“让瑞典人把他接受过去吧。”这一次，柯西金明确同意放逐的措施。此后的岁月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是充满危险的荆棘之途。尤其是当他创作了《古拉格群岛》 之后，当局采取一切手段要防止这本书的流传和刊印。“克格勃”在监控索尔仁尼琴的同时，集中力任监视了与索尔仁尼琴有关的人员。其结果是，1973 年8 月初，索尔仁尼琴在列宁格勒的两个熟人― 帕赫图索娃和沃罗尼扬斯卡娅的家被查抄，在后者的家中查抄出了《古拉格群岛》 的手稿。长罗尼扬斯卡娅先被“克格勃”审讯，后被送进精神病院，8 月23 日出院后回到家中上吊而死。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 古拉格群岛》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于是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安德罗波夫依然坚持放逐的建议。10 月19 日，他在专门汇报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活动的给中央的信件中，重申了这个建议。12 月12 日，他在给中央的长篇报告中先是这样详细地写道：“现有的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反苏和反宪法的活动材料足以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法第70 条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规定：为破坏或者削弱苏联政权所进行的鼓动或宣传，或者犯有特别危险的反国家罪行，为了污蔑的目的，低毁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进行扩散，以及为了同样的目的，扩散、印刷和收藏这样内容的作品——判处徒刑6 个月至8 年和流放2 至5 年。追究索尔仁尼琴的刑事责任会在下述一点上有积极的意义，即这将结束他的活动不受惩罚的状态，而这种不受惩罚曾令苏联公民困惑不解并引起了不必要的议论。”
    但是，安德罗波夫并不同意这种处理，他说：“为了避免一切的投机行为，并且根据苏联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建议，可以用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和将他逐出苏联国境的办法来代替这一措施。”他还建议将索尔仁尼琴放逐到瑞典、瑞士、丹麦或黎巴嫩去，由苏联大使出面正式向有关政府提出。关于如何向各国政府解释放逐索尔仁尼琴的原因，安德罗波夫草拟了－段十分精彩，但用心叵测的文字：“过去从事文学活动的索尔仁尼琴，近年来在西方宣传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金后，开始走上了从事根据苏联的法律应该按刑法的相应条款来问罪的活动的道路。所以，苏联的主管机构在近期内将提起对索尔仁尼琴刑事案的诉讼，并考虑到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苏联政府遵循人道主义的考虑，注意到索尔仁尼琴有四个年幼的儿子要抚养，因此认为可以将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变为逐出苏联国境。如果索尔仁尼琴愿意，他的家庭成员可以自由地随他而去。众所周知，贵国的报刊、电视和电台系统地、抱有好感地大量传播过索尔仁尼琴的观点。所以，苏联政府请求你们为索尔仁尼琴及其家属居住在贵国领土上提供可能。否则，苏联当局将不得不根据苏联的法律来行事”。
    安德罗波夫的这段话已经把放逐索尔仁尼琴的玄妙机关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安德罗波夫还是在信的末尾点出了这种做法的弦外之音：“并不排除，大使的这种呼吁并不能达到目的。但是，在各国拒绝给索尔仁尼琴提供居留权的情况下，我们将会拥有绝对的优势。第一，这将再一次向全世界的舆论表明苏联政府对已经走上了刑事犯罪道路的索尔仁尼琴的人道主义，并有可能在迫究他刑事责任时利用这一情况，第二，索尔仁尼琴在知道这一步后，会担心离开苏联（他认为，可以在国外在肉体上把他干掉），从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敌对活动和缩小与国外反苏人士的联系。”
    为了强调自己建议的分量，安德罗波夫还特别注明，这一建议是“和柯西金与苏斯洛夫同志协商过的”。
    1974 年1 月7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又一次讨论了对索尔仁尼琴的处理的问题。这显然是苏共政治局历史上讨论索尔仁尼琴最长的，也是最激烈的一次会议。放逐，还是追究刑事责任，两种意见在会上针锋相对，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追究派― 强硬派，一派是放逐派― 缓冲派。会上，勃列日涅夫首先表明了态度：“根据我们的法律，有一切理由把索尔仁尼琴送进监狱”。之后，安德罗波夫再次申述了自己的放逐建议。赞成放逐的有乌斯季诺夫、卡图谢夫、格里申、基里连科等，而赞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波德戈尔内、卡皮托诺夫、索洛缅采夫、谢列平和柯西金等。
    波德戈尔内说：“索尔仁尼琴这个敌人是赤裸裸的，凶恶的，他身后还有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这是毫无疑间的。他所做的一切没有受到惩罚，这对我们大家也都是清楚的。让我们来看看怎样做对我们有利：审判或者是放逐。在许多国家，比如在中国就在公开处人以死刑；在智利，法西斯制度就在枪杀和残酷折磨人；在爱尔兰，英国人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而我们是在和凶恶的敌人打交道，当一切遭到造谣中伤时，我们反到不管不顾。我认为我们的法律是人道的，但同时对敌人也是无情的，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在我们的法庭上审判他，并迫使他在苏联服刑。”
    这次，柯西金又转而同意审判索尔仁尼琴。他说：“我们不怕对索尔仁尼琴采取苏联审判的严厉措施。那么看看英国吧。那里在消灭成百上千的人。或者说智利，那里的情况也一样。必须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并对他进行宣判，可以把他送到维尔霍扬斯克去服刑，任何一个外国记者也到不了那里：那里非常冷。”
    在柯西金的这番话后，波德戈尔内又情绪激烈地说了一通。他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坚决的措施，人们会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
    谢列平也是很坚决的，他说：“我看，把他放逐到国外这一措施不合适。我们有自己的审判机构，让他们开始侦查，然后进行审理。”
    在会上，苏斯洛夫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哪种措施，而葛罗米柯虽同意放逐，但认为现在时机不合适：现在正在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古巴，所以应该推迟两、三个月放逐索尔仁尼琴。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是“追究责任”派取胜。勃列日涅夫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们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根据苏联的法律来审判他。”他还声色俱厉地补充说：“我们当年并没有害怕去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我们也没有害怕将阿利卢耶娃放出国去。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经受过来了。这一次我们也会经受得住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最后通过了坚决禁止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的决议，责成安德罗波夫和鲁坚科就审判索尔仁尼琴一事提出具体的意见，供中央再做决定。
    然而，苏联最高当局最终对索尔仁尼琴的处置并没有遵从这次政治局的决议。1974 年2 月12 日，索尔仁尼琴被捕，13 日被宣布剥夺苏联国籍，随即被强制押解出境，去了当时的西德。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是安德罗波夫的所作所为。安德罗波夫并不认同政治局的决定，他仍在坚持放逐索尔仁尼琴的主张。就在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他已经让经验丰富的“克格勃”高级间谍维亚切斯拉夫• 克沃尔科夫着手和西德联系将索尔仁尼琴放逐到该国的可能性。1974 年2 月2 日，西德总理勃兰特突然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表示，索尔仁尼琴可以自由地、毫无困难地在西德生活和1 作，他在西德不会遇到他在自己国内所碰到的那些麻烦。安德罗波夫得知此消息后，7 日，马上派克沃尔科夫去了西德，就索尔仁尼琴移居一事进行秘密谈判。正是在这一天，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绝密信件。他在信中说：“如果勃兰特在最后一分钟不动摇，克沃尔科夫的谈判顺利结束的话，那么在9——10 日，我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到时我会立即呈报您知。如果上述协议达成，我认为，不迟于2 月9——1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应通过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和将他逐出我国境内的命令（附命令草案）。在这种情况下，逐出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可能在2 月11——12 日进行。重要的是这一切应当迅速办完，因为从我们的业务文件来看，索尔仁尼琴已经开始猜到了我们的意图，可能发表公开的文件，这会使我们和勃兰特陷人困难的境地。”
    当然，安德罗波夫也考虑到了克沃尔科夫谈判的失败，对此他说：“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放逐索尔仁尼琴的措施告吹的话，我想，应当不迟于2 月巧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检察院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后来发生的事确如安德罗波夫所精心安排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差错。一代“克格勃”巨头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索尔仁尼琴的被放逐中，起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苏共政治局，并不是苏联最高苏维埃，而是“克格勃”。在苏联存在最后的几十年中，安德罗波夫应算是个最了解知识分子、最洞悉知识界内情的铁腕“克格勃”领导人。他深知，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方兴未艾的苏联绝不能将索尔仁尼琴留在国内。把这个包袱摔到国外去，是执政当局惟一能能做，也是惟一聪明的办法。他凭借着勃列日涅夫对他的绝对信任，不断对勃列日涅夫施加影响。而勃列日涅夫本就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在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不愿得罪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平这些强硬派。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安德罗波夫的胜利，事实上也是勃列日涅夫想要的。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对苏联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
   “克格勃”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起着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机构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克格勃”的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忽略了“克格勃”和安德罗波夫，就无法准确理解出现索尔仁尼琴的时代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现象，甚至都无法理解苏联的整个历史。
    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并不是他们害怕索尔仁尼琴本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问题：怎样处理索尔仁尼琴才不至于引起国内局势的混乱和国外的不必要的干涉，他们怎样才能稳定对苏联的统治。他们的犹豫不在于是否要严惩，而在于怎样严惩。对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叛逆者”，执政当局从来是手不软的，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并不能例外。究竟是谁放逐了索尔仁尼琴？与其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与其说是领袖勃列日涅夫，不如说是安德罗波夫，恐怕这要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对索尔仁尼琴的最终放逐是安德罗波夫一手策划，精心安排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再进行什么讨论，安德罗波夫造成了既成事实，理所当然地被勃列日涅夫所承认和接受。
    在那时出现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现象和历史的发展分不开，和当今局势的发展分不开。索尔仁尼琴只是当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索尔仁尼琴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属于文学，而是属于历史。只有从历史的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索尔仁尼琴，才能看清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在那时期成为一般现象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才能看清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种种玄妙天机。
    历史总是很奇特的，它总是要让人们频频回过头去看它，像看一个蒙面的女人，看不清，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