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反思“五四”，批判“全盘西化”论，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国内主要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自有其内在的深刻缘由，但也与来自海外的影响不无关系。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余英时在反思“五四”时，都对“五四”有某种程度的肯定，却也都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认为“五四”的特征是“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全盘西化”、“全面抛弃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全盘否定传统主义”，一种“彻底的全盘否定论”，故现在必须“超越‘五四’”，“跳出‘五四’”的迷圈。这种倾向引起了王元化、陈来等国内学者的共鸣与响应，他们将“五四”归结为“激进主义”，认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导致了“价值失落的危机”，因而今天不得不面临“超越‘五四’的历史任务”①[陈来：《人文主义的视界》（以下简称“陈著”），第80、32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那么，能否将“五四”归结为“激进主义”、“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五四”是否有它自己的价值理念，它是否定一切价值还是以新的价值否定旧的价值，它是否导致了“价值失落的危机”？“五四”价值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传统价值？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价值？“五四”价值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从陈杜之争说到“五四”价值 

　　1918～1919年，在陈独秀与杜亚泉之间，曾发生东西文化问题论争。
　　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论争呢？王元化认为，在这场论争中，杜亚泉是在调和东西文化，主张“各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而陈独秀对杜的质问则是对杜的误解①[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见《清园近思录》，第21、30～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陈来认为“所谓东西，所谓古今，所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本质上乃是韦伯所谓‘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lonality）的冲突的表现”，杜亚泉主张两者兼顾，“赞成引进西方而不放弃传统价值”，“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人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陈独秀则将二者对立起来，“认清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色，但把这种特色当作近代文明的全体，以致绝对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地拥抱工具理性。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表演了维护价值理性的角色，他们的所有论点不在要不要工具理性的发达，而在于新的社会仍然必须有价值理性。……把价值理性看作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是‘五四’以来直到今天的一大弊病”②[陈著，第48、50、45、48～50页]。此类评论大可商榷。
　　首先，杜亚泉既明言“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③[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见《文选》第17页]，又视西洋文明为“魔鬼”，望其“速灭”④[杜亚泉：《迷乱的现代人心》，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第47页]，可见他并非主张东西融合，两者兼顾，而是主张固守东方文明，并以东方文明去“统整”西洋文明，也可见陈独秀对他并不存在误解。
　　其次，说到东西文化、古今文化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有必要指出四点。第一，世上不存在没有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也不存在没有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不同，东西文化的冲突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此种看法既经不起理论的诘难，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此处可举出一个统计数字：“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L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义务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65%，英国53%，法国39％，而日本与意大利名列七国之末，都只有36％”①[转引自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第22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二，就与杜亚泉论争的文章看，陈独秀反对在共和时代推崇纲常名教，是为了维护自由理念，维护平等原则，否定那种主张统一思想、排斥独创异说的思想；就其他文章看，陈独秀又充分肯定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大力倡导在中国确立自由、平等、人权观念。因此，说陈独秀把工具理性当作近代文明的全体，绝对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拥抱工具理性，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三，与陈独秀同样在思想言论上应对“五四”负主要责任的蔡元培、胡适也是如此，前者一贯倡导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后者大力宣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因此，说“五四”存在“把价值理性看做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更与事实不符。第四，尤需指出，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的大量言论表明，他们都把是否实行自由主义视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区别，故而都对东西、古今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显然，这种思想主张既有利于根本改造传统文化，又避免了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不管有过多么激烈的言论，陈独秀的基本主张还是自由主义，是以开放的态度等待东西、古今文化，蔡元培、胡适就更是如此，因此，不能把陈独秀的思想，更不能把整个“五四”归结为“激进主义”、“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其二，正如胡适所说，“五四”新文化的根本意义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所以陈独秀以及蔡元培、胡适等“五四”领导者并非只要工具理性，不要价值理性，而是反对旧的价值，倡导新的价值；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不同，并非前者排斥价值理性，后者维护价值理性，而是前者倡导现代价值，后者维护传统价值。既然如此，“五四”导致“价值失落的危机”的说法便无法成立。
　　陈独秀等倡导的价值，“五四”的价值，就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