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辨
| 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汉语大词典》说：“谓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语本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杨荣国《简明中国思想史》说：“顾炎武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所说的‘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认为民族兴亡是大事，任何人都有责任。而朝代的更换却是小事，只是有职守的人去负责就可以了”；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说：“顾炎武……所谓‘亡国’就是改朝换代，统治者的政权转手，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因此说‘国保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同广大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亡天下’就是民族、文化的沦亡，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所以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说，民族的存亡比封建的国家和君臣的关系都更为重要”；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说，“顾炎武已经能够区别忠于君主和忠于民族是不同性质的问题。……顾炎武没有做清朝的宫，已经超出了‘不为异族之臣’、‘不事二主’的封建道德范畴，而有了忠于民族的新的意识”；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说：“顾炎武……以为‘国’和‘天下’有别，‘亡国’是指改朝换代，因此‘保国’是统治者、贵族们的事情；而‘天下兴亡’则是指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上引文字均以为顾炎武所说“天下”是指国家、民族，因而均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解为每个普通人都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这一理解不仅从未引起人们的怀疑，而且早己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观念。 今天，我要对此理解提出异议，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理解并不合乎顾炎武的原意。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得不抄录《日知录·正始》的大部分文字(其中引《晋书》、《宋书》、《南齐书》、《南史》之222字对理解全文关系不大，故未抄录)：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盖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 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益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魅，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读此文字，不难发现《正始》关于“亡国”、“亡天下”的议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的放矢，意在贬斥魏晋清谈之风。由此可以看出以下三点。 首先，《正始》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认为魏晋清谈使“教沦于下”，因而既造成“亡国”(“国亡于上”)的恶果，也造成“亡天下”的恶果，可见它虽然认为“亡天下”与“亡国”就责任者范围的大小而言有所区别，却并不认为“亡天下”与“亡国”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正始》并不如上述理解那样，认为“亡天下”是忠于民族，因而是大事，“亡国”是忠于君，因而是小事。 其次，《正始》认为魏晋清谈之所以造成“教沦于下”与“亡国”、“亡天下”的恶果，是因为“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以致“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即“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这就是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所谓“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可见此处的“仁义”或“大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忠孝，是名教。也就是说，《正始》所说的“亡天下”既不是指民族或国家的沦亡，也不是泛指一般中国文化的沦亡，而是特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的沦亡。 复次，《正始》认为背弃忠孝大义，背弃纲常伦理，人就必然“入于禽兽者”，而与禽兽无异。这就把忠孝大义、纲常伦理提到了人的本质的高度，提到了区分人与非人的根本标准的高度。所以它强调“邪正之说不容两立”，强调“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认为任何人都有责任保卫此忠孝大义、纲常伦理。也就是说，所谓“保天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不是要人人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使之免于灭亡，而是要人人挺身而出保卫忠孝大义、纲常伦理，使之免于沦丧。 因此，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句意谓对于国家民族的兴旺，每个普通人都有责任，则可；说此意就是《日知录·正始》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愿意，则不可。后一说是对《日知录·正始》的曲解，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望文生义。 而正确的理解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对《日知录·正始》的抽象继承与改造，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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