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型发展机制研究
| 奇妙特征：文化体制实质成为一种隐型的政治－社会制度，至少是政治－社会制度有机的核心构成。难怪宣传部门的权力会与组织、人事部门并驾齐驱，甚至时常凌驾其上——除了“枪杆子”之外，“笔杆子”就是控制国家机器运转的有效法宝。正是从文化依附于政治的角度，足以解释计划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种种社会与文化现象。 伴随文化体制改革而逐步显现的“二元机制” 在《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把我国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按年限划分为1978～1992年、1993～2002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至今三个阶段。尽管其分期持据尚欠充足，但已经称得上目前国内相对权威的提法。笔者兹借其分期框架，就文化体制改革中逐步显现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隐然对立的“二元机制”及其形成过程略加陈述。 从演出承包制到文化单位“双轨制”改革：二元机制初显（1978～1992年） 1980年2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首次提出需要对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其“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的会议精神，初步预示了文化体制改革从经营管理制度入手突破的方向。 1980年开始在艺术表演团体实行的演出承包制,表面上仿佛只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简单翻版，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突破尝试，已经注定其后文化体制改革的基调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国有企业改革的路线而亦步亦趋。可以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实质对立的二元机制，正是在演出承包制中孕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文化单位实施的“双轨制”改革（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前者保留事业属性，后者则在尚无明确“产业”定性的前提下开始经营性实验），已然是二元机制的形态初显——不仅分配制、聘任制、差额拨款制度改革在此获得了确认，而且在正式提出“文化市场”概念（由文化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的前提下，已经从事实和法规上确认了文化中的经营性成分。 文化产业概念背后：二元机制的悖逆格局（1993～2002年） 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改革”成为国内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虽然小平同志早就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非凡结合，但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成效迟迟难以彰显，一方面又因为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复杂性所连带的文化体制深入改革的风险性忧郁心理，一直逶迤到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才首次以中央正式文件形式正式提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文化被事实上划分为事业与产业两大板块，我国文化产业终于从“事业”的襁褓中分离出来，开始遵循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下辖的文化单位，便追随国企改革的步伐，通过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建立新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而开始了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实践，并初步建立起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 随着娱乐性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分离，文化产业也获得渐次突破：从1990～2002年，我国的报纸由1576种增至2111种，增长34%；各种期刊由6078种增至8899种，增长了46%；图书从74973种增长到154526种，全国建成了一批大型书城，各种形式的连锁店4000多家，图书网点7万多个，图书销售额增长了12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1000个增加到1988个，广播节目套数由645套增加到1777套，电视节目套数由512套增加到1047套，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从73%和80%增加到90%以上；有线电视从无到有，全国用户达到9000多万；2001年中国音像市场销售总额达到200多亿，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000倍。 但是，文化被事实上划分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后，事业发展的困局仍然未能破解。即使是紧锣密鼓出台的200多部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其意也多在管理新兴而混乱的文化市场。“信仰危机”、“人文沉沦”、“文化贫困”的忧郁，令民间有识之士痛心扼腕。正是此一时期，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贫富阶层分化差序格局反映的文化领域，也悄然形成了产业渐次突破与事业（尤其是事业质量）相对萎缩的二元悖逆格局。其表现之一是文化事业与产业呈分道扬镳趋势，前者维持“大锅饭”，后者则随着市场起伏。二是文化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于产业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公共品”成色和作用日渐降低。三是文化事业与产业缺乏良性互动关系，事业难以向导、牵拉、滋养产业，产业又不足以支撑、推动、反哺事业发展，从而使文化事业与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冲突和制约。一方面，文化产业市场化所携带的功利性与娱乐性不断冲击着文化事业，导致文化事业单位竞相“创收”，演艺明星纷纷“走穴”，尤其是腐败开始在教育、学术领域蔓延，严重扭曲了文化事业的公共性质；另一方面，缺乏核心价值观引领、事业底蕴滋润、原创精神支撑的文化产业，又难以做强、做精、做优，其产业影响力、市场拓展力、国际竞争力均难有效凸现。综合而言，事业的萎靡、低效与产业的媚俗、低质相互陪衬，无形中加重了信仰缺失、人文低迷的趋势。 文章出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王帆） 文章作者：范正宇 徐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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