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权利”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和重视。正如为实现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一样，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也同样要来于政府主体作用的发挥，它构成了政府最其本的职责之一。如何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1966年，有关文化权利的主要法律文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经联合国大会通过，1975年1月3日开始生效；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该公约，2001年2月28日获得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2001年7月在我国开始生效。文化权利问题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保障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被视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由此，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作一梳理，以期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对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特别提出“要加强政府对文化公益事业扶持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2006年9月，国家颁布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下一步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此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的“流行语言”和核心理念。

杨建新（2006）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充分发挥文化自身价值与功能、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四是打造服务型政府，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天职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苏峰（2007）也持相近观点，他认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在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不断深入地背景下提出的。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前进，而文化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如何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决定着未来中国的面貌；二是文化领域自身，尤其是大众媒介出现了泛娱乐化的趋势，如何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决定着公众精神生活的质量。深圳市文化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的大背景是中国政府职能由传统型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包括文化体制改革）。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指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所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我国政府整体改革与转型的重要部分，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重要的文化建设目标。

不难看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是在文化改革、创新乃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中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终结后的中国也开始有这样的服务。进入新中国,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后,更是有了 长足的发展。但是,把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目标,这是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后，学者们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与要素、主体及目标设定、衡量指标及实施路径等作了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与要素的讨论

苏峰（2005）认为至少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与把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是经济层面，要注意公共文化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的特点；二是社会层面，作为非营利组织，政府应该提供非垄断性公共产品，其主要目标是实现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三是政治层面，应从服务型政府定位的角度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韩东升（2005）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就是文化从业群体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其中既涵盖了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生产力、发布公共文化信息等行业行为，也涵盖了为城乡居民文化生活和参与文化活动提供必备保障和创造条件的社会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涵，就是发展文化从业群体的行业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系统工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齐勇锋研究员则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他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二是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态体系（如文化资源保护），三是公共文化的微观提供方式（既有国有，又有社会生产和提供的混合微观主体），四是宏观管理和政府监管（也包括法规体系）。孙若风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服务业务体系，二是保障体系（如人才、资金、政策等）。他还适时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三要素论，即“公益化、社会化、系统化”。文化部社会图书司的张旭司长则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法规的体系；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是现代服务手段的运用；四是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五是经费保障。乌兰（2005）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定义为：由政府主导、非赢利的、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涵盖文化政策、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精品创作等诸方面。他将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紧密结合，体现了文化发展以人为本的特征，凸显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骆威（2007）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产与引导方面提出了“成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要素论”，他认为成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即文化政策规范体系、舞台艺术供给体系、文化展示服务体系、群众文化活动体系、文化市场监管体系、文化资源整合体系、文化主体引导体系、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文化交流扶持体系与文化人才培育体系。尹昌龙（2007）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布公共文化信息、为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以及为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等。朱学勤(2006)从文化权利的角度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他强调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关键是“公共”,实质是尊重公民的文化平等权。谈文化权利平等,并不是重新陷入平均主义的陷阱,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谈平等;不是分配平等、结果平等,而是更看重文化权利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蒯大申(2007)也持相近观点，他认为构建公共文化体系必须要树立两个重要观念：公民文化权利、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公民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观念。公民参与文化生活，分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享有文化创造的自由和保障文化权益的权利，都是公民应有的文化权利。而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建设的基本理念，与计划经济年代管制型政府相对，要求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让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它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度供给服务、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李军鹏（2005）也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解释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他认为“公共文化”包括“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文化需求”和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公关文化产品与服务”；换言之，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即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体系。具体包括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公共文化网络体系、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文化管制体系。
学者们结合我国实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及其要素的研究无疑宣扬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认同，拓展了其发展空间，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中国的实践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原则及实施主体的研究

2007年6月,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会议指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2007年5月，李长春在湖南考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强调指出，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持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基本性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投入为保障、以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为基本要求、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标，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要坚持向基层、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优先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国家领导人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示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围绕这一原则，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陈威（2006）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原则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必须遵循公民权利至上原则、公益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尊重文化产品规律原则、便利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基准性原则、绩效导向原则。韩永进（2005）认为当前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建设的环境、任务、内容、形式、对象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性决定了在改革中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王列生（2007）结合我国的实际，分析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围绕公平正义原则、普适价值原则、基本权益原则分步实施。郑安新（2006）认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的是在于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遵循系统性、服务型、公共性、创新性、政策性、以及科学性和统筹性等原则。曾岩（2006）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征与政府责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确立健康有益、丰富多彩、普遍提供、就近方便、公益服务以及量力而行和与时俱进的原则。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2005）通过对比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状况，总结出深圳市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原则，包括公益性原则、公平性原则、便利性原则、多样性原则以及基本性原则等。陈建一（2006）结合了杭州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认为改革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原则。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认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原则，认为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普遍认同。高树勋（2006）认为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负有主要的职责：一要为全社会的公共价值观提供保障；二要为公共文化发展、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提供政策、法规保障；三要为完善公共文化发展运行的体制、机制提供环境保障；四要为公共文化发展提供财政保障；五要为公共文化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保障；六要为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人才的保障。胡惠林则在强调政府主要责任的同时，也阐明应该重视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他认为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可以有其它的私人空间，那就是和公共空间相对应、相互补的，一种积极的、一种创造性的空间。他指出，政府无疑承担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责任，但同时，还应该形成一个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政府不是全能政府，在构建文化体系中，在公共财政、公共财务无法提供全面保证的时候，可以通过其它的渠道来补充。章建刚（2006）也持相近观点，他从公共物品的角度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给主体的问题，他认为公共文化是靠政府和财政来支持的，并不是在市场里面提供的，但公共文化一定要紧紧扣住市场，只有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苏峰（2007）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标志着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标志着其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更标志着其社会的进步程度。只有保持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程度的高水平，才能够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一个富足、安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首先满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提供保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保证全体民众享受到基本的精神文化产品(服务)，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保证人民基本的文化权益是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就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除生存权外的基本文化权利，实现其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张晓明（2006）强调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他认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以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消费者的三重结构来考察，并思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高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效率。而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提供者，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者。魏鹏举、齐勇锋（2007）也强调了政府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他们认为政府是公共服务的规划者、经营者和营销者，公共财政应当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度。同时，他们也承认公共文化服务一定范围的社会化、市场化是必要的，但是，要防止和纠正现在我国不少公益性文化机构“过渡市场化”、改变了文化 “公共”性质的情况。毛寿龙也强调了政府在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决策者、提供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的作用。但同时他也强调了要通过听证、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等行政参与的方式，提高公民参与程度，公共文化服务的终端要人文化。马仲良（2005）认为公共文化体制建设应该是三元机制:一是政府必须发挥政府公共职能，二是继续发展文化产业，三是运用社会力量。政府一方面拨款，同时应该加强对社团的领导、评估和监管，保证真正达到社会效应。徐轶尊（2006）从均衡博弈的角度研究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问题，他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终服务的对象是普通民众，因此，他们理应成为主体之一，政府应与被服务对象充分沟通，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建立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邱霈恩分析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给主体之一的政府在公共行政时，应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文化管理与文化服务的关系；二是抓政策与抓具体事务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公共文化体制建设和政府整体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的关系；四是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五是处理好固定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文化服务关系。

可以看出，在公共文化体系供给的主体选择问题上，政府被普遍寄予厚望，当然，这也为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指标衡量的研究

鉴于统计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水平、规划事业发展、制定公共政策中的重要意义，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一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由于文化问题自身的特殊性（涉及审美、价值观、情感等很多难以量化的问题）等多种原因，文化指标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世界范围看，文化指标问题自上个世纪70年代才开始逐渐成为文化研究中方兴未艾的重要领域。目前，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哥伦比亚、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少研究机构都在致力于构建和完善文化指标，也有许多重要的国际性研讨会探讨文化统计与文化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于1987年公布文化统计架构，开始将针对文化发展现状的统计数据正式纳入联合国的有关报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出版的《世界文化报告》（World Culture Report）就以“文化活动与趋势”、“文化习俗与遗产”、“文化协定”、“文化贸易与传播趋势”、“翻译”、“文化发展脉络”等六大方面来进行文化指标的建构工作。从这些指标中，可以看到范围极广、反映不同国家文化发展状况的复杂指标及相关数据。如何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量化并以此指导实践也是当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热点。陈威（2006）研究了深圳市的公共文化体系研究问题，他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衡量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发展规模指标。这类指标是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主要类别的发展情况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规模，共列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总数、从业人员总数、文化娱乐设施总数”等23个指标；二是政府投入指标，共列出“政府文化事业财政拨款、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等11个指标；三是社会参与指标，共列出“社会办非营利文化机构数、社会捐赠资金数、年人均文化服务娱乐支出”等8个指标。毛少莹（2007）创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四维度指标模式。其中维度指标包括基本建设维度、政府成本维度、社会参与维度以及公众满意维度，同时，他根据具体情况的应用还设立了基本指标与修正指标。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量化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的研究仅根据各地的实际而得，鉴于指标量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研究必将成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的研究

2007年5月，刘云山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广西调研时指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投入力度，深入实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2006年9月14日，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阐明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路及举措：一是进一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二是建立公共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要通过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三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其中把新的科技手段引入到传统文化领域是很重要的方面；四是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方面的责任，要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到各级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到政府的目标管理，纳入到当地的财政预算；五是注意维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众的文化权益。孙祖兴（2007）分析了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包括改善服务方式引导群众需求、有效利用丰富的资源总量以及扶持多元服务引入竞争机制等。李军鹏（2005）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一是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财政支持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体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加快公共性文化社会化、经营性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完善公益文化重点项目的立项、申报及评估制度；三是要正确处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公共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关系，要在政府加大公共文化财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的多元化；四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切实转变职能。蒯大申强调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他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观念更新，二是要制度创新。观念更新就是重视公民文化权利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制度创新则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必须有一整套的制度相配套，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公共财政制度的支持。张黎明（2005）、陈建一（2006）等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首先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公共行政体系，而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共行政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支撑公共行政体系有效运作的基本保证。汤恒（2006）强调了公益性文化要注重重点人群的覆盖问题。他指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局部地区存在着公共文化不平衡的发展状况，比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两头不靠”的情况，因此，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该和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和加强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把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张晓明（2006）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公共文化设施欠账很多，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他建议从建立覆盖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新农村的考虑出发，加大中央本级财政投入占全国的比重，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区域教育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补助，以解决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困境。章剑华（2006）以江苏的实际分析研究后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以乡镇文化站建设为龙头和推动力。黄志坚(2006)则强调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要注重长效机制。他指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定要避免以前出现过的“群众运动”式的做法，领导重视时，轰轰烈烈搞活动、搞项目，过后留不下什么。因此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文化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文化投融资改革等紧密结合，切切实实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机制。张晓虎（2007）则从以往历史的教训提醒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的参与者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形势来认识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此外，鉴于公共文化建设有着明显的时空属性，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职能结构异同等而使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近年来，学者们因地制宜地对各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齐勇峰（2006）总结了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验：一是深圳市对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重视的；二是深圳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突出地把落实公民文化权利作为构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抓住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本质；三是很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发挥了政府主导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四是着眼于长效机制和制度建设，特别是注重了考核、评价的机制；五是把解决深圳市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或者说把它和深圳市的城市化建设紧紧结合在一起。蒯大申（2006）也对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重视理论上的支持，像“公民文化权利”这些概念在早几年就已经有了；二是在体制上的改革很有创新意识。如大力扶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三是公共民主决策做得比较好，综合多方意见来帮助政府做出正确判断。郭俊民（2007）对河南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后认为，为了满足河南省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着眼于构建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方便的系统。李少惠（2007）分析了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利因素后认为，甘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夯实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条件，二是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三是形成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刘玉堂（2007）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如何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问题：他认为一是要政府应该明确在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建立农村文化管理体制；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农村文化产品，创新社会支援机制；三是要进一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电影放映2131工程、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等六大重点工程，四是要建设农村文化市场体系，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五是保障资金供应；六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李鸿翔（2006）以浙江绍兴杨汛桥镇、村两级图书室的发展为例，对村镇级别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提出了建议，一是要建立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新机制；，二是要建立绩效考核管理新体系；三是构建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体系，四是建立农村图书馆人员队伍保障机制。
综上可以看出，理论界对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高度关注，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塑造、制度建设、实施路径等都有较多的理论基础。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地区与城乡差距，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共同发展。

四、国外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模式研究

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目的定位为形成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形成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激发公民的创造力，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这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财政支持提供了依据。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一般来说，要满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应占政府公共支出的1%左右。如法国，1995-1999年文化预算占国家财政预算的比例一直占0.95-1%，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荷兰、瑞典等国也在1%左右甚至更高。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9和2000年立法规定文化开支不得少于公共开支的1%。值得提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预算，一般不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场馆等的建设和维修成本。事实上，国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都是建立在公共财政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所具有的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与法制性等特征，使得它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内在的关联。

就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各国也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从历史上看，比较成熟的模式大致也有三种：一是以法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或“政府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设有文化行政部门，各级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为社会提供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对文艺团体、非营利文化组织给予一定的资助。典型的例子是法国，自1959年成立文化部后，法国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式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而后两种性质管理通常采用国家艺术理事会（或基金会）制，理事会（基金会）作为中央“准行政机构”，进行文化资源的调配，通过对国家艺术基金的评估、审批和分配，达到文化管理、文化服务的目的。二是以美国、加拿大与瑞士为代表的“市场分散”或“民间主导”模式，中央和各级政府不设置专门的文化行政部门，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法规对各类文化团体、组织或机构进行管理，并给予优惠，以使其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要由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机构（NPO）即所谓的第三部门承担。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有自身的特点，一般而言，政府不直接经营文化事业或文化设施，而是培育、支持民间的非营利艺术机构（NPAO），通过对政府直接拨款、鼓励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捐助等多种形式，对这些机构及个人给予有力支持。同时，政府倾向于资助社区基层的文化项目和中小型文化单位、个体艺术家，注重资助能让民众广泛参与的文化艺术项目、活动，强调文化艺术团体与其他非文化领域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等。三是以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政府与民间共建的“分权化”模式，政府以“一臂之距”（Arm’s Length Principle）与民间“建立伙伴关系”进行文化资源的分配、文化事务的管理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英国公共文化体系经过初建、增投、开源以及统一目标等几个发展过程逐渐发展成熟，通过中央政府、非政府中介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三级财政体系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顺利实施。政府公共文化投入实行“一臂之距”的原则，即政府将资金投入给相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而不干涉他们的运行。形成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组织机构与法律保障紧密结合、国家目标与地区目标紧密结合、文化事业与创意产业紧密结合、政府投入与社会赞助紧密结合、公共服务与政策引导相结合以及活动参与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显著特点。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也都比较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注意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在实践中探索、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一是把文化遗产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作为政府的职责，各级财政给予文化单位一定的经费保障。如阿根廷文化国务秘书处所属52个非营利文化单位均为国有，90的运营经费由联邦财政拨付。2006 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财政预算中文化方面占 3.31。二是设立专门基金保护印第安文化。巴西现有75万印第安土著，分成225个部落，其中40个部落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为了保护印第安土著文化，巴西于2004 年设立全国印第安文化基金会，运用多种形式，发动全社会重视土著文化的保护，并深入印第安村落发放普查登记表，进行录音录像，目前已完成对50印第安部落的普查登记工作。三是努力满足低收入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每年通过政府出资和企业赞助，保障低收入居民都能够享受到低价或免费的基本文化服务，其中包括本土的和外来的、通俗的和高雅的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阿根廷正在实施一项为低收入居民免费送书计划，拟给全国每户低收入居民赠送50本图书和1个书架，其中18本图书由国家文化部门选送，包括阿根廷宪法、百科全书、医学急救、法律救助、家用器械修复、就业指南、婴幼儿营养、儿童诗选、科幻小说、民歌歌词等各1本，其余由各地文化教育部门配送。

五、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践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已被普遍接受，各地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一）青岛市崂山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结

近年来，崂山区全力推进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以先进文化引领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1、实施“文化设施配送”，打造“十分钟文化圈”
所谓“文化设施配送工程”，是指由政府作为主体，根据基层社区的需求，统一招标、采购，将所购置的文化活动设施统一配送到基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全面加强基层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目的是将区域内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配置，不断推进信息、图书、乐器、健身设备等文化资源的共享水平，实现产权清晰，责权明确，全民共享，全民受益。按照“全面发动，统一要求，区分层次，整体推进”的原则，崂山区政府连续两年将“新建、扩建40个达到市级标准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列入政府实事项目，通过政府招标的方式，购置电脑、书架、乒乓球台、棋牌桌、乐器等文化设施，配送到基层社区，使每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都建有功能完善的五室一场：图书室、阅览室、“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综合文体活动室、文化培训室、文体活动广场，成为社区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各街道、社区纷纷出台鼓励文化设施建设的措施，一些经济实力强的社区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了文化活动中心。金家岭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面积达4500平方米；小河东也将位于社区中心的企业迁走，建起了3000平方米、功能完善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那些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街道和社区也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发动群众整合闲置场所，推广一室多用，逐步开展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据统计，4年来，区、街道、社区累计投入4500余万元，建设达到市级标准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16个，占全区社区总数的80%，基本构建起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辖区内“十分钟文化圈”初步形成。

2、建立图书配送体系，解决居民读书难的问题

近年来，针对基层文化活动中心图书设施简陋，图书数量少、旧书多的实际，崂山区以“书香满社区”为服务品牌，以实施“文化设施配送工程”为载体，先后建起了116个达到市级标准的社区图书室。同时，他们还采用现代物流方式在全省率先实施“全区图书配送体系”建设，由区图书馆作为图书配送中心，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入网，根据居民需求配送到相关社区。区图书馆发挥全区中心馆的功能，重点做好辅导、周转与管理，所配送的图书每隔半年流动一次，力求实现图书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使远离主城区的居民依然可以享受到读书的乐趣。近4年来，崂山区共投入购书资金230余万元，先后为小河东、北头、晓望等116个社区图书室配送图书7.8万册，使全区图书藏量达到38.3万册，人均藏书量达1.9册，居青岛市各区市首位。

3、构建文化信息传播网络，推进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近年来，崂山区以实施“文化设施配送工程”为依托，建成了116个“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2005年，率先在51个社区实现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系统与党员远程教育系统对接，为全区群众开辟了一个不受地域、时空限制的文化传播渠道。同时，他们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系统与数字电视、政务网、区图书馆、区文化馆及基层文化活动中心相连接，形成综合性的文化教育信息服务“五条连线”对接。2007年，又对区图书馆电子阅览室重新布局改造，添置了投影仪、幕布、音响、监控软件等设备，建成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崂山分中心，建立了116个基层服务点，初步构建起覆盖全区的综合性文化信息网络体系。

4、倡导社区新风尚，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

为有效解决群众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生活单调的实际问题，近年来，崂山区积极创新广场文化活动载体，联合青岛民族艺术剧院、青岛市话剧院开展了“山歌海韵•乡音乡情”流动舞台进社区、“情系山区•放飞希望”流动舞台进校园活动，将具有精神启迪作用而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话剧等免费送到居民身边。区文化部门还购置了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组建电影放映队，深入辖区各街道、社区、军营、学校开展“重温经典•情满崂山”流动电影进社区活动。近年来，“三大品牌”文化活动先后为基层群众免费演出350余场，受益群众达10万余人次。几年来，崂山区还在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形式、方法上推陈出新，着力打造一批健康向上、特色鲜明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他们先后举办了民间广场文艺汇演、新年音乐会、青年电视歌手大赛、崂山民间故事大赛等系列大型的文化活动共计400余场，全区社区群众艺术队伍也发展到219支。社区群众艺术队伍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展演及棋牌、球类等文体活动，有力推动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广大社区群众在亲身参与中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明素养，获得了更多的幸福感、自豪感。

（二）杭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模式总结

杭州以制订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为总抓手，完善服务设施，强化服务主体，丰富服务内容，落实服务保障，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功能齐备、服务优质的覆盖市、区县（市）、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在服务理念上，做到“三坚持”。一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市委、市政府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课题加以研究，着力在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有房、有人、有钱”问题上下功夫，充分体现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规划和建设、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及引导扶持等方面的作用。近五年，全市各级政府投入2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同时，完善鼓励捐赠和赞助等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兴办非企业文化机构，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建设格局。临安市利用社会资金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实施有效保护和挖掘，西湖区动员社会力量建设文化广场，桐庐县利用社会资金开展图书服务，富阳市大力培育农村演出经纪人队伍，这些都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有效动员社会力量，为公共文化事业注入了活力；二是坚持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杭州虽是经济发达城市，但也存在着城乡差异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对此，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设立每年1000万元的专项经费，着重扶持相对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同时，深入开展基层文化先进创建工作，每年创建市级文化示范乡镇50个，示范村300个，建设1000个标准村级文化活动室；广泛开展送文艺演出、电影、图书到基层、农村活动，保证每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各乡镇每两个月安排一场文艺演出；至“十一五”末，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长期通和优质通。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坚持以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任务，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打造“市民大书房、平民图书馆”。取消了公共图书馆图书借阅的所有收费；实施图书信息服务“一证通”工程，将传统的“人围着书转”转向了“书围着人转”，实现了全市图书大融合、大流通和此借彼还的通借通还功能；开通网上点书功能，为读者提供24小时送书上门服务。打造社区“15分钟文化圈”。加快文化服务网点建设，使市民群众能够就近、便利、多选择地享受文化服务。打造“村落文化园”，五十个行政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到2010年，文化活动室将覆盖全市行政村，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图书借阅“一证通”功能。

3、在服务主体上，抓好“三个一批”。一是提高一批。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和经营性文化单位、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实施文化业务干部、图书馆管理人员培训计划，依托市、区县（市）两级群艺（文化）馆、图书馆建立培训基地，每年培训上千名文化工作人员。二是规范一批。进一步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按照改革要求，在街道、乡镇普遍建立综合性文化站，落实具体工作人员，专职文化干部定编定岗定位。制订文化干部从业资格审定制度，规定街道（乡镇）选配文化干部由各区、县（市）文化部门严格把关，持证上岗，并加强监督，确保专干专用。社区、行政村配备专职或兼职文化干部，并给予业务上的具体指导。三是整合一批。充分发挥民营文化机构的作用，并吸纳一批成员，形成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伙伴关系。如市群艺馆与新青年歌舞团、哈哈滑稽团等民营院团强化合作关系，使这些团队在群文培训、活动开展和艺术创作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时，市和区、县（市）两级每年命名表彰一批优秀群众性社团，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活动热情。鼓励每村建立一支以上农村业余文化队伍，积极培养文化骨干。扶持文化经纪人队伍，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

4、在服务内容上，注重“三结合”。一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明确各级责任，合力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市级品牌化。市级重点抓好创品牌、出精品工作，做大做强导向性、示范性文化品牌。依托“风雅颂”民间艺术展示，挖掘、整理民间艺术；依托“狂欢节”，扩大中外优秀文化的相互交流；依托“万场文化活动下基层”、“欢乐农家”、“周末文化广场活动”等，活跃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依托“三江歌手大赛”、“小戏小品大赛”、“新剧目汇演”等，不断推出艺术精品，培育艺术新人。区、县（市）级普及化。深入开展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村落文化、少儿文化、老年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抓好各项文化创建活动。基层特色化。街道、乡镇充分利用文化活动中心、“东海明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下乡、“一证通”、“2131”工程、“村村通”工程等阵地和载体，做精做好传统节庆、民族民间艺术、社团文化、文化竞赛等活动，深入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二是“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建立文化下基层的长效机制，不断加大“送”文化工作力度。重点解决欠发达地区群众看戏难、看电影难、看书难和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种”文化工作。每年按计划培育一批文化示范单位、文化示范户和带头人。开展千名文化辅导员结对活动，推动文化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服务。完善对民营文化机构、民间文化社团的扶持和奖励办法。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捐赠文化事业，重点捐助乡镇（街道）、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文化实体及文化活动。明确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组织或国家机关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三是教育与娱乐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化化人、育人、树人的作用，寓教于乐，输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确定重大题材，设立政府奖，制订文艺创作规划，鼓励和组织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每年创作并推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巡回演出。紧密结合形势开展重大活动，坚持正确的导向，为打造“生活品质之城”、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改进管理手段和方法，实现管理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三）上海市宝山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结

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截止到2005 年底，宝山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已经达到23.76万平方米，比2002 年增长了124.8%，一个覆盖全区、健康运行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全区 14个镇、街道已经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站，各个居民小区和行政村也设立了文化活动室。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滨江新城区文化新格局，使生活在宝山的普通百姓能够天天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以淞宝中心城和西部新城区为两大轴心的宝山区，自2002 年以来，每年都实施一个重大文化项目，有些项目甚至在全市、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上海凇沪抗战纪念馆，已成为上海极具象征意义的抗战专题方面的博物馆，仅去年的参观者就达 45万人次。宝山图书馆已成为集数字化公共信息、社会文化教育活动、图书馆协作网络于一身的公共图书馆，并在全区设立了 50个图书分馆，使宝山由过去每 5 万人一个图书馆发展到现在每 1.8 万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宝山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注重硬件设施的基础建设，更致力于“软件”的开发，其中最具创意和特色的莫过于“温馨宝山”、“书香宝山”和“魅力宝山”三大文化工程。“温馨宝山”文化工程构筑宝山群众文化的缤纷舞台。2005年，举办了124 场“文化下乡演出”，使近 10 万农民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欢乐在社区广场演出”的观众超过 20万人次，使百姓品尝到了广场文化大餐的独特风味；“百支社区艺术团”建设有声有色，市民唱戏，其乐融融；“电影下乡”达2324场，使超过 65万人次的观众享受了银幕快餐。据统计，2005 年全年宝山直接参与各项群众文化活动的市民超过了112万人次。

（四）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验总结

深圳市福田区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和充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从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方面入手，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在深圳市六区中率先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一个卡、一张票、一场戏、一项工程”，关注弱势群体

惠及困难群体、覆盖全民的四个“一”，即一个卡、一张票、一场戏、一项工程。这是福田区专门针对辖区300多户特困家庭采取的4项特殊措施，是为了让辖区内弱势群体同沐民生福利阳光，并受惠于福田文化。“一个卡”即为辖区内366户特困户每家免费办一个借书卡，让他们可以在全市任何一家联网图书馆借书、看书，满足他们最基本的读书和学习权利；“一张票”即每季度给每个特困户送一张电影票，让特困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年至少能看上一场室内电影；“一场戏”即每年给每个特困户送一张剧场演出票，让特困群众也有机会看高雅演出；“一项工程”即“阳光工程”，这是区文化馆专门针对特困家庭和外来务工青年、外来工子女特别举办的“艺术夜校”和“艺术学堂”，为爱好文艺的外来劳务工及其子女和特困家庭子女免费享受艺术培训。

2、“一张文化地图、一个指南和一个网站”，实实在在为老百姓着想

截至2006年年底，福田全区共建成7个文化馆（还有1个侨乡分馆正在筹建）、8个街道文化站、89个公共图书馆（2007年又有5个在兴建）、3个博物馆、25个文化广场、75个社区活动室、32面文化墙（总长度达595米）、1个体育公园、2个文体公园，以及一大批体育设施和健身路径。其中，区文化馆为国家一级馆、省特级馆和深圳市十佳文化馆，拥有1个中心馆和6个分馆，总面积达4.8万多平方米；区图书馆为国家地市级一级馆，拥有1个总馆、8个街道分馆、80个社区图书馆；8个街道文化站经改建和扩建后，总面积达1.36万平方米，有6个省特级站和2个省一级站；此外，还有2个全国特色文化广场和1个广东省十佳文化广场。加上市属各类文化设施，人民群众出户一公里就能享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2006年福田区委、区政府换届期间，福田诞生了全市第一张公共文化服务地图，这张以“建设一公里文化圈，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主题的文化设施分布图，囊括了福田辖区内所有公共文化设施，一图在手，就可将全区各类文化设施一览无余。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地图，却显示了福田公共文化设施已经覆盖了全辖区。目前，该地图已两次再版，共计印刷2万余份，分别在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免费开放，市民只要一图在手，就可对福田辖区文化设施分布情况一览无余，还可知道每一处设施的位置、规模、项目、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为了更进一步扩大宣传和方便群众，福田区还将公共文化服务地图以明信片和贺年卡的方式印制派发，效果也十分明显。

公共文化服务指南则是在“八大平台”的基础上编制的，它分别从公共文化信息交流、设施分布、队伍建设、产品展示、遗产保护、服务评估，理论研究和政策指引八个方面展示福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累累硕果。对于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文化设施、文化队伍、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指南》还分别给出了图片，便于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福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指南》针对福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建设概况、现状、经验和不足，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同时在“八大平台”的基础上，依托《公共文化服务指南》，福田区还将推出公共文化服务网站：www.ftcul_ture.gov.cn。该网站除了展示《指南》的相关内容外，还建立了信息发布中心，使市民能及时了解即将举办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新闻，网站还展示了一些文化产品的影音资料，实现视频播放，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互动模式。市民只需在家轻轻一点，福田区公共文化服务就一览无余，不仅可以及时了解最新的文化活动信息，还可以在讨论平台参与理论探讨，监督辖区文化建设。

3、三个文化亮点，文化活动延伸全方位

福田区在每年组织1000场以上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品牌和亮点，生产了一大批文艺精品。如“让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百姓、融入生活、提升环境”、“小题材、小投入、小制作、为大众服务”、“抓普及的同时抓提高，出作品的同时出精品”等理念；社区艺术节、外来青工才艺大赛、家庭DV大赛等品牌；200台钢琴音乐会、第三届全国“四进社区”文艺展演、“激情广场”群众歌会、拉丁舞标准舞国际公开赛等重大活动；《在灿烂阳光下》、《窗外有片红树林》、《打油郎》、《邻里谣》等艺术精品。2006年以来，福田又重点打造了“大家讲坛”、“钢琴之夜”和“广场电影”三大文化亮点，再一次将文化活动的层次、内容延伸到群众需求的方方面面。

此外,部分地区针对各自不同的条件,探索了符合各自发展的新路子 ：

湖北省图书馆与阿友 88 网站联姻，以公共图书馆为平台开展信息增值服务，将互联网与图书馆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是共享工程的补充与延伸，也是共享工程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几年来，湖北省图书馆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充分拓展图书馆的网络虚拟空间，将特色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路子。该馆选择“阿友88”这个城市生活资讯网并与之联合，就是要借用该网络平台，改变过去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和被动的服务方式，把图书馆内原本“死”的信息变活，变成财富，从而延伸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功能，为读者开辟更新、更广的信息检索渠道，并且在满足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经济效益，增强公共图书馆自身的造血功能，真正实现图书馆信息的产业化。据悉，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带动下，目前，荆州、荆门、随州、孝感、黄冈等湖北省内的大部分图书馆已经与阿友88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阿友88地方分站。

云南省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在“十一五”规划中，重点抓好千里边疆文化长廊工程、贫困县“两馆一站”建设工程、兴边富民工程、文物维修保护工程。

陕西省新建一批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示范文化站，建设100个文化示范村；抓好农村文艺题材作品的创作，举办农村文艺调演；开展对农民自办文化的调研，逐步建立支持社会力量办文化的机制和政策。

青海省组织力量，为藏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民族语影视译制节目；鼓励发展“文化中心户”、农村文化大院、民间业余剧团等各种形式的农牧民自办文化，培养和树立了一批示范典型。

广东省把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增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改善地区之间基层文化服务水平不平衡的现状。积极探索基层文化工作的新方法，推动全省流动图书馆、流动博物馆、流动演出网络的建设。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