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历着机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 年历史性变化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20 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我国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文化发展在思想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上，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历史地摆上党和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变成党和国家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成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密切联系而且意义深远、要求紧迫、内涵丰富、任务繁重的一个重要问题。2000 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2 年3 月，中国《 政府工作报告》 在阐述如何“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的相关政策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这是继中共中央的“十五”建议和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后，中国政府对发展文化产业的一次完整的政策表述，并且第一次明确规定文化产业发展在国家战略目标中的具体定位：中国文化产业是战略性调整中的中国改革的新的动力。2002 年11 月，党的十六大又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1 ．我国文化发展的背景、基础及政策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人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历着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变。总体上，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三个根本性变化：第一是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物质产品的短缺已经被结构性过剩所取代，并逐步向服务类产品，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消费服务类产品的短缺转移。第二是经过20 多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后，文化市场日益扩展，在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正在从计划向市场转移。第三是我国已经加人了世界贸易组织，既表明市场经济在我国的主导作用，也表明在经济领域我国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文化领域市场开放的时间表也已经为世贸组织协议所设定。正是这样三个根本性变化，是我们目前研究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背景。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是当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在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在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进人小康社会后，群众的文化消费趋于旺盛，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增加，文化消费时间增多，文化消费总量迅速提高，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性也日益增强。只有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形成多门类、多层次、多类型的文化生产和服务体系，才能从数量、质量、多样化等方面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有现实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我国融人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文化产业的起点低，市场化程度低，规模小，无论是在产业规模和结构上，还是在社会化和产业化的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世界许多国家力图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优势，占领我们的文化市场，推销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明确把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经济属性分开，肯定了文化的经济属性，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标志着国家文化发展的目标政策，要实现三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片面强调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转变到既讲意识形态属性，又讲产业属性上来。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增强文化开发和创新能力，变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市场竞争优势，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文化的实力和竞争力。二是从只抓文化事业转变到一手抓公益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上来。在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非公益性的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从重视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转变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上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要跟上政治经济发展的步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还要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能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们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认识，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资源、执政基础、执政方式等内容的科学把握。文化资源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资源，文化基础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基础，文化执政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方式。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利用我们丰富厚重的文化资源，牢固掌握实力强大、充满活力的文化基础，推动中国文化昂扬奋进，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能力，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代表文化前进方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相协调，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的文化体制。
        我国原有文化体制具有高度的集中性、高度的计划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质量、效益和速度，拓展了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流通和消费空间，也给现有的文化生产和管理体制带来巨大冲击。而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由政府包揽，并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文化领域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体制性障碍进一步逐渐凸显，原有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严重制约文化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文化宏观管理不科学，效率低下。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属性很强，习惯于自上而下进行部署安排和管理监督，对文化建设统得过多过死、管得过多过杂，而且经常是“管”“办”结合和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没有充分调动发动基层和其他领域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尊重和保障文化企事业单位和文化专业人才的责权利，没有积极发挥文化市场对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也必然导致不能采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市场、法制、科技等管理手段，文化建设总体投人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导致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总体实力不强、生产结构不合理，文化市场分割零碎、管理混乱，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不健全，文化企事业单位缺乏生机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文化行政管理主体缺位，职能不清。我国现行文化管理体制还是政府主办和政府垄断性质的，是一种“微观管理”, 而且仅仅局限在政府兴办的文化事业领域，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当管理服务者又当生产经营者，对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缺乏及时有效的管理引导和支持投入。导致文化产品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结构单一，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需求，而且文化产品的样式、风格、趣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受欢迎、缺乏亲和力，许多文化生产领域出现了“政府是投资主体、评奖是主要目的、领导是基本观众、仓库是最终归宿”的奇怪现象。国办文化单位养尊处优，民营文化单位受到歧视排挤，文化中介机构发育不全，文化产业组织体系不够健全。
        第三，文化单位管理不科学，缺乏活力。文化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文化事业单位属性不明确，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法人治理结构不完整，文化企事业单位责权利不明确，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生产制度缺乏科学性，严重影响生产服务的积极性，对政府依赖性很强。很多文化单位员工实行干部身份、工资制、终身制，没有形成良好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这也造成文化企事业在生产经营上的不公平。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充分享受政府投人支持，一方面充分占有市场流动所得利益；另一些文化单位要么完全依赖政府投人扶持，要么没有政府扶持投人，完全靠从市场寻找生路。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文化体制存在的弊端就开始引起重视，并以文艺体制改革为先导积极探索、争取突破。1983 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指出：“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十四届六中全会在部署精神文明建设时，也专门提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1985 年和1988 年，国家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先后发过几个文件。1997 年1 月颁发《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 。然而，由于当时的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艺术表演团体内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生产制度等进行调整变革，特别是没有理顺党政部门文化职能职权，没有理清各级党政文化领导管理部门和各文化单位的关系，没有建立良好的生产经营评价体系、调控引导服务体系、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所以文艺表演团体的体制机制改革成效并不明显，没有实现根本性、实质性的突破。文艺体制的改革情况如此，整个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情况更是严重，整体的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成我国优良的文化资源大量集中于国有文化单位，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文化资产运作水平和效率低下。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种种“越位”、“缺位”、“错位”的弊病，导致文化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多，阻碍社会资本进人文化投资领域，文化产品与服务出现“战略性短缺”。因此，必须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克服发展的体制弊端和机制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3 ．发展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观。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社会作用往往是通过市场体现出来的；文化的社会属性，也只有文化产品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具有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才能体现出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对象既针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针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既面对国办文化单位，也兼顾民营文化单位和其他民间文化力量。只有大力发展国力、、集体、民营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单位，鼓励和提倡单位人、社会人、合作人以及外籍人等多种身份共同参与文化产业，才能生产出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提供多方面的文化服务，满足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拥有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并进而壮大我国文化实力。文化企事业单位必须充分考虑到广大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必须降低劳动生产成本，必须提高科技含量，必须在人事制度、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新的调整，才能得到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将不断变成具有自主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逐渐转换成符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要求的文化生产经营单位。
        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如果充分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正确把握文化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积极看到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增强我国文化实力和竞争力的巨大好处，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作用，那么，必将反过来促进人们努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使我国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更加合理有效，更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前的文化实践已经对此做出有力的证明。纵观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体制改革探索实践就会发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程度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已历史地联系了起来，呈现出科学合理的正比促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发展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机构成，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最佳切人点。产业发展带来的观念更新、认识转变，以及对文化的再认识，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正是有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紧迫性，也才会使传统文化体制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阻碍和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更加突出地暴露无遗，进而使文化体制的深人改革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因，又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个共同点上，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得到了有机的辩证统一。
        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文件中，都非常重视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型改制。这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以举足轻重的态势全面融人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杠杆，使文化产业能够最终喷薄而出与文化事业一道，担当起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历史重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既互相渗透又两水分流的格局，构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二元轨道；文化产业直接提出的文化生产关系适应文化生产力的要求，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文化产业使文化的商品和产业属性得到彰显，使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突破了文化仅仅是上层建筑的思维定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关系因此而改变，从而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文化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对接点。
        以广播影视业为例。我国传媒业长期以来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规范，社会资本进人这个行业的政策壁垒森严。广播影视实行计划事业型为主的体制，不区分经营性产业和公益性事业，广播影视按行政区划设置，条块分割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 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发布《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 ，明确要求加大广播影视市场的开放力度，逐步放宽市场准人，吸引、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社会化程度。因为近几年来，随着消费群体要求的提高和国外电视节目的逐渐侵人，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和提供多样化的节目成为很多经营主体面临的重要任务。广电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对民营资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民营资本通过多种可能的方式介人了部分影视节目的制作。不少经营主体如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等都已经有意识地引人了一些社会资本参与节目制作，“幸运52 ”和“天天饮食”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意见》 的出台多少有点倒逼的意味，将打破媒体封闭和垄断经营的局面，为相当部分媒体的转制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运作舞台，为企业参与经营性传媒的运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可行性，对传媒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