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只有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它才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随着人类社会进人21 世纪，全球化、民族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世界，文化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作为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不仅成为冷战后架构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而且也成为冷战后民族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武器。目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曾有学者不无危机感地指出，“一件文化产品即颠覆了我们精心培育的青少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写道：“一件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思想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些警示我们，中国文化安全已成为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构建面向21 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文化安全战略，已经成为我们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文化安全既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也包括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学者指出，文化的强盛、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使各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的控制力下降，国家权力被削弱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在坚持冷战思维，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其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最为典型，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也最大。早在几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演讲时就宣称，“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表示，如今中国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伴随信息的是民主意识，虽然无法预测中国确立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但信息加上人们对自主生活的愿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也是在几年前，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就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人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从这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西方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网络已然成为“和平演变”的工具。
        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歪曲、扩大分歧与矛盾，挑起冲突，严重威胁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在这方面，已经不乏“成功”的先例。目前，利用信息手段加快“和平演变”中国是一些西方人下一个希望“成功”的目标。1994 年美国国会决定建立的“自由亚洲电台”，其矛头直接指向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外，国际文化交流也被一些西方国家看做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重要手段。早在尼克松时代，西方就主张“利用人员的交流、交换书籍或广播节目”，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些，从西方国家对文化交流对象的挑选和对留学生的政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二，反华舆论的鼓噪。近些年，“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中国崩溃论”等在不少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有“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有“世界工厂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还有“人民币升值论”，有的拿中国的经济发展做文章，有的拿中国的军事部署做文章，还有的拿中国的汇率政策做文章。林林总总的奇谈怪论背后既有一些西方国家刻意的动机，也有这些国家某些利益集团不可告人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军火工业集团，为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不惜收买媒体，鼓动宣传机器，炮制所谓的民意，鼓噪对中国不利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连他们自己的国民都看不下去，认为他们是在“妖魔化”中国。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鼓噪、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第三，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安全保密工作面临不少新的课题。比较直接的影响是，政府上网、政务信息化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西方情报机构和公司在互联网上设置了情报监视系统或猎取情报的陷阱，在我们上网时很容易无意间泄露情报。近年来，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不断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也会带来许多不安全因素二由于我国尚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在软硬件领域大量进口国外产品，而西方一些国家在出售硬件产品中留有可以激发情报发射的设备或在软件中安装窃取情报的秘密程序，一旦这些产品进人我国并付诸使用，其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威胁是不难想像的：尤其是在我国人世后，许多人的保密观念在淡化，认为人世就意味着全面开放，没有任何遮拦地开放，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很容易使人们在频繁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或企业机密。第四，文化资源在文化市场全球化压力下面临流失的危机。由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文化资源的存在形式及开发方式较之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文化资源的异地存在和开放带来了可能。而随着我国对外文化开放和交流交往的扩大以及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丰富多姿的中华文化资源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界面前，有力地树立了中华文明的形象，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但是，随着国外对中国文化资源了解的加深，中国文化资源被异国开发利用的可能在逐步加大，中国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外文化产品的生产原料。当然，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文化资源、人类文明成果具备强烈的人类共享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许我们还应该为中华文明具备如此吸引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可其中隐含着的挑战却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因为，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任由中国文化资源被国外广泛地开发利用下去，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必将一步步衰减，我们目前赖于立足的所谓资源优势必将丧失殆尽。减缓这种趋势的惟一出路在于，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意能力，提高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用市场的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流失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在《 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 一书中，更是从对文明进程与现代化的文化误读：文化生态安全；网络文化崛起与数字化侵害：文化信息安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资源危机：文化遗产资源安全；文化市场非对称开放与国家文化公害：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安全；行为艺术与文学创作的审美危机：文化内容安全；知识产权与文化技术标准缺失：文化技术安全等各个方面深人分析了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
        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为中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潮流的。既然是“交流”，就总是相互的、双向的，总要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没有必要。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原有的文化受到些微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发生碰撞和交融是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没有这种交融，就没有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健康发展。在这种交流的和弦中，偶尔发出一些不健康的杂音，也属于正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因噎废食、防跌止步。但是，如果不从国家政治独立、民族存亡的高度对文化安全问题保持警惕，后果也将不堪设想，一旦消解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消除了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