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化面向市场,在市场中对事业和产业做出区分,以及对市场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培育良好市场环境是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文化体制改革应该基于当前文化理想的丧失和重建这一基点,经由文化理念的培育和文化形象的重构,使之获得力量并用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滋润人的灵魂。市场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契机,只有在市场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才会明确自身的位置,并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在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基础上,抵御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和挑战。
关键词 市场 文化理想 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 文化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115-07
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任务以来,全党全社会已达成共识:文化必须面向市场,在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为此,党和政府陆续出台了“文化体制改革方案”和“文化发展纲要”等系列政策文件, ① 这些举措都在根本点上触及到了精神文化发展的内核,都关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良好的市场意识和市场环境可以激活和变革僵化的文化体制,但在实践中不可过分倚重“看不见的手”,更不能惟“市场”马首是瞻,甚至不加区分笼统地以文化产业化来推行或替代文化体制的深层变革。切实地认识到文化问题的真正所在:在当前泡沫式的“繁荣”中正掩盖着文化的苍白和乏力,一种普遍的文化理想的丧失,因而,文化理念的培育和文化形象的塑造和重构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点和核心问题,也 是文化面向市场增强凝聚力和涵摄力的航标。
一
关于改革的思路,中央是明确的,诚如李长春同志在试点工作会上提出的,改革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对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采取: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单位,采取: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问题的关键是在具体实践中要对二者做出恰当区分,两个方面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文化体制改革诉求的目标,不能在实践中走向极端,以一个来压制或僭越另一个;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分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即便事业单位主要靠投入,也有一个面向市场的问题,而产业单位走向市场,自谋出路,但对于关乎民族、国家文化形象的大项目或基础设施,国家也要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这里,涉及到了文化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关键词,即对“市场”的理解。文化面向市场,有其不同于其它领域和产品的特殊性,在我们的市场观念中必须有高于“看不见的手”的健全的理念的引导,这个市场必须能涵盖和满足不同阶层民众的文化需求,必须能够张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和塑造具有涵摄力和代表性的文化形象,不能任凭这只“手”的牵引,置文化中“虚灵的真实”于不顾,而在经济维度的单向度上纵横驰骋。同时,在警惕日益滋生和蔓延的“市场至上”和市场运作的平面化之际,充分凸显市场环境和市场氛围对文化繁荣的积极意义。正确理解市场内涵,确立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大文化事业格局中起到真正的优化整合作用,以应对新一轮全球化中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对我国的冲击和挑战,切实面对当下文化发展中存在的“战略性短缺”这一关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乃至经济安全的突出矛盾,通过培育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加强文化观念、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把繁荣文化事业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具体而言之,就是文化建设要全国一盘棋,由政府主导进行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推进全国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努力建设良好的文化市场投资环境和公开、公正、公平的文化市场竞争环境,彻底根除过去那种上面“三国演义”,下面“八国联军”的混乱局面,铲除行业、地方自我为是的保护主义弊端,从根本上把文化行政部门职能转变到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实现文化行政行为的法律化、规范化、理性化,为文化繁荣和产业发展营造更 加宽松的空间。 在全球化语境,文化的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当前,文化不断地扩张它的内容和疆域,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也要超越其狭隘的单纯所指,要有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和视野,正视当前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世界发展趋势,通过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参与和配合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国家整体战略发展和国家形象建构,来改革现行文化管理体制,以积极姿态应对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繁荣文化事业。因此,文化面向市场,不单单指经营性文化走产业化之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也同样离不开市场,也要在市场中找到自身的适当位置和生长点。“长期实践已经证明,以市场的手段发展经济,以计划的手段发展文化,在体制上保持‘两张皮'不仅不利于缓解,而且只会加剧矛盾;不仅不利于提高发展速度,还会抑制发展速度的提高。过分强调文化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特点,是使文化的建设脱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 ① 因此,我们要在正确理解市场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文化实际的可行的发展战略,通过面向市场的文化体制改革将之贯彻下去。
市场作为与国际接轨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清醒地洞察到它正日益受到一种声音(模式)的主导,这种声音就是美国模式,甚至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别称。这种统一的声音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对于文化发展未必就是好事。诚然在国内的市场上可以享受到美国文化带给我们身心的娱乐,但这种模式的侵蚀正蚕食着我们民族文化之根,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并不切己的消费文化并不能满足当下所有阶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消费。这种全球化趋势下的统一不仅使民族文化独特的精华失色,而且是在大地上往外拔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根。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将是关系到全世界生态健全的一个基本政治筹码和经济筹码,同时也是国内和平的保障。因此,在倡导文化面向市场时,文化的市场化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受文化理念的规范和制约,对于复杂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市场化可以一了百了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选择才是市场繁荣的“表征”,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能够涵摄不同层面消费需求的文化,才会具有凝聚民心、情感以及整合矛盾的力量,才能保障广大民众具有文化选择和消费的自由,才能谈到对文化理想和价值境界的祈向,才能在无所不在的市场中为“虚灵的真实”这一指向人心的向度留下一个生长空间。产业化所带来的片面繁荣不能惠及所有老百姓,也不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文化改革一定要击中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并发掘文化的商品属性,生产出更多更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对文化产品多样性的消费选择,这是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就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不能仅仅听命于市场这一种声音,不能仅仅考虑商业利润,而置广大人民的文化理想和国家的文化形象于不顾,以经济效益的片面追逐来遮掩一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遵循繁荣文化事业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把握好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度”。这种基于人民立场的以人为本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使文化起到为人的全面发展所应起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真正引导我们成为一个富强民主的文明国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五个统筹”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以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都将对文化体制改革产生深刻影响,也就是说,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主要解决人的温饱问题,而是有着更高的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的诉求,因此,文化产业化即依托高新技
术和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把文化产业推向全球化 平台,仅仅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层面,它还包括开放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面向市场,面向群众,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各类文化商品和服务,使之成为创造税收、增加就业的重要社会机构;不但应该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而且应该大力支持社会力量进入文化事业领域。说到底,文化不仅是文化部门的事,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关键是在文化面向市场之际,如何把主流文化(国家意志)、精英文化(人文理念)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整合起来,从而使文化的多维价值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熔铸于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中。只有基于现实国情,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相信他们的文化鉴赏力、判断力以及对文化的创造力和提升力,才是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语境。
二
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呼吁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旨在增强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提升国家文化形象。这恰是过去被我们忽略的一块,实践表明,对这一块的忽略不可能真正繁荣文化事业,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时,亟待发展并优化文化产业,以提升文化产品及其服务形象。从大文化事业的发展前景来看,文化产业化已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主攻方向。尤其是随着都市大众文化的崛起,改写了固有的文化格局,在多元文化呈现和生成中,如何使之在竞争中走向协调、有序、均衡发展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尤要注意不可因过去的偏颇而走极端滋生“文化产业至上”的观念,更不能通过张扬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和对利益的追逐来排挤、压抑精英文化,以及冲击主流文化对广大民众的现实关怀。一定要把握好文化产业运行的限度,切不可以文化产业至上来僭越文化事业,使我们的文化变成只有一部分人消费得起的消费文化,而不能使广大民众受益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进而导致文化根基的丧失和文化内向度的萎缩,从而抽空文化的内涵、价值理念及其身份认定。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力避文化产业中以赤裸裸的商业原则侵蚀或窒息人文精神,使大众文化真正能够服务于民众,真正实现多元文化格局中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文化作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情感诉求对象,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尤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一旦丧失文化的价值理念、整合能力和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而仅仅凸显大众文化及其产品的经济维度,虽容易和国际“接轨”,但因着文化内向度的萎缩,往往导致我们的文化在全球化交往平台上,成为一个印证西方强势文化的“他者”形象,或直接就是“他者”形象的翻版。使我们的文化沦为文化“同质化”的牺牲品,失去对民族文化的诉求,我们的文化产品只能亦步亦趋的跟在强势文化后面充当爬虫。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借鉴西方文化产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及其外在形式,但一定要使之融合到我们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诉求中。
实践证明,文化越是面向市场,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国家就越能把财政和精力面向需要政府和社会资助的文化事业上来,就越能够保护那些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使精英文化得到滋润和涵养,也使广大民众具有更多文化消费的自由和选择权,从而使文化这片水草更加茂盛和灿烂。在市场条件下,原先那种等级性的封闭的文化格局被市场原则消解,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不再是泾渭分明的等级分布,而是市场中遵循游戏规则的平行并列关系,各种文化要想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遵循新的游戏规则,在赢得消费者的同时弘扬文化理想。各种文化只有在市场的公平竞争中才能达到有序、和谐。大众文化以其自身实绩和实践加速了当前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推进了文化向大众层面全方位渗透和辐射,成为主流文化有益的补充并扩大了民众对文化消费的选择。十六大报告对文化的区分为各种健康有益文化开拓了宽容的发展空间。此际,主流文化不能再像以前以垄断或灌输方式让大众接受,只能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特点采取切近现实的方式,以“先进文 化”的价值理念和普遍的文化理想来整合多元文化形态,通过大力弘扬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新文化。在从文化垄断走向文化共享的进程中,大众文化功不可没。在市场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都成为市场中为受众所消费的一个类型,而以前的文化接受阶层变成了文艺市场定位中的一个分类市场,这种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生存境遇,如何赢得自身,如何赢得消费者,如何葆有文化理想并在市场条件下获得提升和影响消费者,在全球化语境下积极建构国家的文化形象,使我们无愧于祖先灿烂的文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就成为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之所在。如何处理好迅猛发展和切合世界趋势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及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把国家意志渗透其中,正是执政党和政府在体制改革中要优先考虑的。

主流文化就哲理层面来说,是指受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文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是带有鲜明革命色彩和现代品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五个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内涵的科学发展观的治国方略指导下,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正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通过全面发展给人民带来文明和多元文化享受等切身实惠,增强了人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和凝聚力。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主流文化经过思想解放和变革创新,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大趋势,鼓励和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壮大,同时,又尽可能地确保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主导性与效能性,通过政府主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各种经济、行政、立法等手段实现了对大众文化的有效调控,逐步将大众文化的发展纳入体制化、规范化轨道。使之与主流文化并行不悖乃至协调发展,是当下体制改革试点要探索的,我们虽然建立了一批像上海文广集团这样产权明晰,每年利润高达十几亿元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大产业集团,但两者之间的失调、抵牾和摩擦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下大众消费文化仍有不小的差距,二者之间的协调有待于多渠道全方位的沟通和融合。问题的关键是,在面向市场之际,主流文化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前进方向?如何加强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使其能够较多地传达主流文化的文化理想?使之真正深入到文化的内核而不是形式上,这直接关乎我们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面向市场的文化体制改革有可能在市场中找到突破口,大众文化市场化的成功运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但要切记:文化产业的重心应落在文化上,而不仅仅是产业上。尽管市场化有诸多弊端,但我们文化事业这些年来的萎缩,流于空疏、表面化、形式化,甚至在某些地区的名存实亡,并不是因为市场化,而恰恰是缺失市场化因素、观念所致。使我们真正称得上事业的这个领域的文化资源被极大地浪费、流失,并未取得与政府投入、决心与气力相匹配的成果,并未使民众从中受益或获得满足。甚至出现了某城市将歌舞团的牌子无偿送给某文化企业的事例,不仅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更是对文化内涵及其改革理解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经济至上”思维模式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此外,“红色经典”改编旋风所遭受的质疑和失败,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对民族文化理想的亵渎和消解以及对市场和消费者的片面化、简单化理解应是其主要原因。市场诚然是“看不见的手”,但市场的健康、理性运作必然有高于市场原则的理念的引导。对文化市场而言尤其如此。只有引入市场观念及要素才能更有效合理地配置有限的文化资源,兼顾公平和效率使之极大地发挥效力。因此,文化体制改革面向市场,不仅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必然之路,也是管好文化事业的重要途径。
在文化面向市场之际,人们普遍担心的就是精英文化受冲击问题,正是对此现象的担忧在知识阶层产生了浓厚的“精英文化情结”。客观地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也是当下精英文化遭遇困境的正常反映。精英文化狭义上是指知识分 子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今天,随着社会转型和分化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化,知识分子的内涵已被改写,不仅某些科技知识分子从中游离出来,新近生成的文化媒介人因其重心专注于文化的经济维度,也被划在圈外,而剩下的就是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 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和被重视,精英文化不但从主流文化中渐趋分离出来,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起过重大推动作用,从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到思想解放运动,从改革文学到新写实主义等,再到市场经济合理性的理论张扬和混合制股份经济的理论出台,以及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精英文化都对社会起着先导作用,而拥有不可取代的独到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英文化是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它由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但其价值指向往往能够为社会普遍认同。在社会生活中,精英文化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和创新的使命,发挥价值范型功能,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当然精英文化的形成还离不开历史(时间)和文化(文学、学术等)体制诸要素。在市场经济中,随着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教育的普及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特别是有机知识分子的逐渐退场,精英文化受到日益强烈冲击和挑战,它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愈发激烈。首先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对立,精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自觉而肩负着启蒙、弘道和守护理想之职志,坚守弘扬正义、传承文明自觉担当文化创新等深度价值,并以其人文关怀为社会发展树立了一个参照系;而大众文化则是工业化、商业化、时尚化的文化消费,它以其可复制的批量化、平面化,诉诸于大众的休闲娱乐及当下感官欲求的满足,以追逐利润为其生成的动机。其次表现为在审美趣味的冲突,精英文化追求一种超越的形上的审美趣味,它关注的是对价值理念的建构,关注道德义务感,人生、文化的创造性和对美的价值祈向;而大众文化则是关注当下感性欲望的满足和时尚短暂的肉身性体验,以及对美进行消费的“物化”审美趣味,追求的是程式化的配方,以及对美轮美奂流行时尚的复制及其轰动效应。在市场中这种冲突是不对等的,精英文化往往处于弱势和守势地位,因着人的逐利本性,对大众文化不必过于倡导就会获得极大发展,特别是随着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而投入到大众文化的生产制造中,这固然提高了大众文化品位和格调及文化含金量,但也削弱了精英文化的力量和声音。因此,在市场经济中,鼓励和发展大众文化及其产业化同时,对精英文化的保护也迫在眉睫。
在我们看来,文化面向市场的前提是,国家和政府以及知识阶层不但有自觉意识,还要有能力和必要的保障机制,为精英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针对当前精英文化受到市场的严重挑战和冲击,我们如何在发展文化产业,抵制外来文化侵蚀捍卫文化主权和维护文化安全,积极建构、提升国家、民族文化形象之际,为精英文化的发展开辟较为广阔的空间,应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执政党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慎重考虑的。对此,国外的经验可资借鉴。西方在长期的市场文化中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非市场化的策略和措施,为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护机制。按照国际惯例通常采取国家保护和市场保护,国家保护主要通过财政支持、文化政策、法令、税收等方式,采取政府在国民经济预算中逐年增加对文化艺术的实际投资的方式,其中政府投入占主导地位(欧洲的英、法、德等即采取此方式),以及通过法律和政策杠杆鼓励企业集团和全社会对文化艺术的保护和赞助等(美国即采取此方式),鼓励、赞助、推动民族文化、高雅文化、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文化艺术精品的创造和发展;市场保护主要采取基金会方式鼓励和发展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等,以及奖励优秀艺术精品。在几百年的市场文化发育中,文化基金会已由早期的直接商业行为发展为完善的文化保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将赞助行为(企业赞助可以在纳税中相抵)和艺术 评价分离开来,在尊重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专家评估机制,这些操作方式不但保障了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还避免了企业以商业原则窒息人文精神的弊端。实践证明,政府的公益性投入和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等运作方式,可以有效地保护精英文化的创造性。精英文化以其原创性和实验性在深层关乎一个民族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以及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价值导引问题。我们重视和保护精英文化,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形成“文化精英主义”或“文化精英情结”,不要人为的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既要看到它们质的不同和界限,也要看到在分化之际的相互融合的趋势,及其在历史、体制和运作机制等中间环节的作用下,它们相互转化的事实。同时,也要看到市场要素对精英文化在资源配置和优化组合方面的价值,不能以现成固有的观念机械地理解市场。要在一种积极有为的氛围中,为精英文化的发展、创造提供保障。
三
就当下文化实践而言,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历史的纵深发展,二者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融合的迹象(如每年春节晚会诸多频道的精神饕餮大餐、获得轰动效应的《云南映象》等)。精英文化为扩大影响和发出声音,不得不借助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参与大众文化的某些实践,并借助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联手,如一些纯文学改编影视剧的走红,一些学者在电视媒体上的学术讲座和频频出镜,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举办的“戏剧季节”等的演出活动,以及图书馆的学术讲堂等。而大众文化也为提高自身品位不断借鉴精英文化的风格、创作技巧,甚至凭借自身的生产机制使之流行起来,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个种类,如广告、装饰、形象设计、时装表演等充斥了大量纯文学的修辞、技巧、风格及审美因素,其生产出来的视觉图像愈加审美化。这表明二者在市场中的冲突是一种相互渗透、矫正和补充,继而达到相互借鉴、认同和共同提高,而非相互瓦解和否定。在我们看来,二者相融共生共存互不僭越,对繁荣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有着重要意义。在市场中如何整合我们的文化资源以及保护和发展精英文化,扩大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涵摄力,建构符合国情、民族特色和与当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成为繁荣文化事业的重中之重。
在正确理解市场内涵的基础上,借助市场的调节、整合功能,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最必要领域的保护和最大力度的支持为原则,建构出中国特色的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模式。现在西方强势文化国家都把目光盯在了中国这一潜在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它们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而是视作不同利润、利益诉求的板块集合,进而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向中国渗透和输出文化及其产品,但碍于政策风险,其“入侵”策略大都选择从边缘领域入手。如贝塔斯曼以成立书友会的方式间接介入图书分销领域;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成功获得了在珠三角的落地权;威亚康姆公司制作MTV天籁村和承办CCTV-MTV音乐盛典等来培育它在中国的受众。而英国则采取向中国派遣文化特使的方式发动对中国的进攻,2003年的“创意英国”活动就旨在为“当代英国理想”寻求中国知音,以此强化对中国大众文化实践的影响,并培育欣赏英国文化及其时尚理念的中国受众,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它们这一活动仅在上海就吸引了千百万为全球化而痴迷的中国年轻人,“莫奇葩”乐队在容纳2500人的浦东正大广场,让上海的Fans首次体验到独特的“全站式”现场音乐演出,其情其景,犹如乐队在欧洲本土巡演。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大举“入侵”,我们的文化愈发显得处于守势。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久而久之,这种侵蚀就使“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九成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 ① 作为全球化传播的支配性力量,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渗入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切合它们大众生活实际的时尚及其文化产品成为全球性的。“美国的”已经不是一个地缘政治 的空间概念,而成为一个某些人的文化心理空间的诉求对象。如果我们的大众陶醉于好莱坞的“梦幻工厂”,并把从中获得的感受和感觉诉诸于当下的文化实践,久之大众就会“不知秦汉,何况魏晋”了。因为,在大众文化及其符号的流行中,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幻觉”方式很快就融入到大众的日常消费中,不论是异域的还是外在的影像,均成为我们人生个体生命的一部分了,并被大众视为正常的。就此墨西哥电影导演、剧作家萨比纳•贝尔曼说得更形象,也使我们更为惊心,“电影是现代人讲故事的方式,它最受欢迎,影响最广。没有电影的国家就像没有镜子的房子,住在里面的人无法看到自己,无法重新塑造自己。更糟糕的是,如果一个房子里的镜子都是别人的形象,这些形象只会让那些住在房子里的人感到不适与陌生。” ② 假如有一天中国人习惯了观赏外来电影,并且习惯了外来电影和满足于它们“生产”的口味,那么当中国的现实问题想要诉诸文化表达时,若不借助外来形象,也许已经没有人想看,也没有人肯相信了。因而,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不能占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消费空间,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不再弘扬我们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祈向,则西方文化势力就会乘机渗入。所以,空喊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和打倒文化帝国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在市场中占有并赢得消费者。只有真正作强文化产业,才能把抵制西方文化产品的侵蚀、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落到实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进而把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及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熔铸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摘自：《人文杂志》2004年06期　作者：范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