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文化市场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上海文化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包管得过多、过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生产组织的活力，有利于增强上海市场集散和扩散能力的文化大市场还未建立，上海文化市场应有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上海文化产业发展之所以明显滞后于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市场结构不合理，管制过多过严，流动性差，规范性不够当代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完全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互动共存，其中的垄断竞争对于当代传媒发展的支持作用是相当大的，即在自由市场语境中，一些文化大企业彼此搏弈并且主导产业竞争的市场结构，其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
        当然，垄断竞争存在垄断的巨大风险，如何有效规范行业的集中度和市场的进入壁垒等就成为哈佛学派张伯伦和梅森等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思考焦点。20世纪60-70年代，以阿尔奇安、科斯、德姆塞茨、施蒂格勒以及威廉姆森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始质疑哈佛学派，他们注重对企业经济行为的“效率”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企业作为一种非市场制度安排的形式，不论规模大小，其实质都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2。即使企业通过兼并增大了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只要企业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减少交易成本，竞争当局就该对其持宽容态度。20世纪80-90年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被引入此一问题的讨论，促生了“新产业组织理论”3，其实质上是在动态竞争方面对芝加哥学派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它对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重大意义4。虽然，芝加哥学派及其后继者指出了哈佛学派的弱点，但是对于规范垄断竞争而言，行业的集中度和市场的进入壁垒仍然极为重要。
        因此，行业的集中度、市场的进入壁垒、企业经济行为的效率、投资在市场的流动性、市场的透明度以及古典经济学就认为十分重要的公平公正待遇等，不仅构成了有利于规范垄断竞争的基本指标，而且也是考察市场自由与否、能否保持竞争性的主要变量。
        由此而论，上海文化发展的市场结构不合理、管制过多过严、竞争性较小，主要表现在，其一，缺少能够构成垄断竞争的文化大企业；其二，市场壁垒严重，管制过严，整合功能不强，流动性较差；其三，民营企业发展滞后；其四，审查规范性不够，买卖双方结构失衡。
      
        （二）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现代企业制度和文化大市场建设困难国内和上海文化领域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条块分割的文化管理体制，不仅阻碍了文化企业的实质性转型，跨行业、跨省、跨国的文化经营活动和文化企业集团难以孕育成形，而且扼止了文化大市场（文化与文化、文化与非文化、省内与省外、海内与海外）的整合进程。
        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讲整治多，谈发展少，体制创新不多。上海文化娱乐、演出、音像等市场管理的地方性法规都赋予管理部门制订有关文化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的职责，但最近10年来管理部门很少发布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反映了管理部门缺乏规划意识和规划能力。
        在文化产业领域，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以文化企业为中心的模式无法基本确立，企业现代产业制度难以落实。许多文化单位还没有转型成为具有生机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许多国有文化单位还面临着国有企业与文化企业的双重困境。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文化产业的外资和民营企业主要局限在影视放映、娱乐业和音像销售等少数下游领域，在文化含量高的文化产业中，国有单位比重偏大，普遍缺乏活力。上海文化市场环境建设因此缺少坚实的基础——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市场主体。
        由于国内文化大市场囿于政策法规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而未能形成，上海文化市场像国内其他文化市场一样，出现了一个遏止文化产业有效竞争的结构性障碍：区域文化市场的高度垄断，竞争非常不充分，而全国性文化市场诸侯割据极其严重，一盘散沙现象普遍。在此情形之下，各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文化产业，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地区垄断，致使这两方面不断地负反馈整合，结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各区域文化市场的竞争程度，而且很难形成高层次与大规模的产业竞争格局，这恰恰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正常运行和合理发展的普遍潮流背道而驰。在文化发展的市场环境之中，我国，包括上海的文化市场，不仅难于大规模地利用外资，而且以此为基地的国内文化产业根本没能力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更并不用说积极而有效地利用文化全球化的庞大资源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了。
应当指出，这种区域文化市场的高度垄断和全国性文化市场的诸侯割据局面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根源于意识形态控制政策，而是在传统市场管理体制下，各地区无奈的利益性选择之结果。全国文化大市场的建立不会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实际上，全国文化大市场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文化产业领域能否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构建完整的市场经济这一关键性问题。阻碍全国文化大市场的旧有管理体制已经到了应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三）文化市场公平公正性严重不足
        目前，在行政许可、审批、审查、审计以及财政、税收、投资融资、经济交易等诸多方面，文化市场领域都程度不同地发生着公平公正问题，甚至存在较为普遍的政策性歧视现象，国民待遇落实机制迫切需要改进。
        比较突出的是，民营文化机构国民待遇落实情况较差。这不仅由于意识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现行政策法规方面的一定缺失。因此，国有或国有控股比例过高，遏止了文化产权的多元化进程。2004年度获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电视机构共有143家，国有电视机构119家、民营电视制作机构24家，获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民营电视机构占总体甲种证单位约17%，国有企业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电视剧生产制作市场构成因此相当不均衡。另外，现行政策法规对民营企业获得甲种许可证的资格要求相对高些，一般对甲种证的要求是两年至少生产两部中长篇，或者四个短片(相当于40集)，但对民营企业的要求是两年生产100集以上5。民营影视机构在融资投资、影视制品销售、院线、政策支持等方面也面临机会不均等。在政策放开的书刊发行和销售领域，上海民营文化企业所占比例相当有限。

        （四）市场透明度亟待改进
        缺乏准确而完备的统计数据和透明规范的政策执法系统，是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经济市场的。上海与文化发展有关的统计数据至今仍然严重欠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对于文化单位审计也相当不细致完整。《上海文化统计年鉴》创办20年来改进不大，许多应当公布的政府和文化单位的统计数据一直没有纳入公开出版的轨道。如何建立切实可行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并且以体制化的方式加以发布，这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文化领域的政策法规以及行政活动透明公开不够，尤其是缺少必要的政府和业界的互动以及社会相关阶层的参与讨论，行政与司法方面的救助更是罕见。立法、司法、行政、业界、社会等有序博弈是文化市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五）文化产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扶持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受政策影响立竿见影起伏很大的产业，如果没有好的政策的支持，很难持久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曾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发展战略调研活动和大讨论，提出的“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和“市场文化”等观念，对娱乐、音像等产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90年代起，随着经济的大发展，上海在立足于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对文化产业总体发展战略和规划缺乏具体的考虑，特别是对文化的产业属性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对文化的商业化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过分强调，因此，没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种观念导致对文化产业的政策长期处于摇摆不定之中。

        （六）文化市场秩序有待规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展示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文化市场秩序已大有好转，但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其突出表现：
        其一、演出市场机制不完善价高质次的演出较多，高出场费、高场租、高票价现象连锁反应，脱离了国情民情，而倒卖批文的现象禁而不止，更是人为提高了演出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二、一些文化机构在部分文化行业中处于实际垄断、甚至独占市场的局面，市场缺少竞争。
        其三，少数文化经营领域违法经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反响强烈。
        其四，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之间的正常秩序尚未建立，文化产业的有序竞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七）盗版正成为文化市场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
        盗版是当前市场秩序混乱的焦点之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盗版音像制品屡禁不绝，严重冲击了正版音像制品的生产和经营，扼杀了影视音像行业的创新能力。
        在当今传媒文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盗版深刻地影响文化创新，甚至有可能瓦解整个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秩序。目前，在上海文化市场环境建设方面，盗版是一个亟待改善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如下：

        （八）文化中介机构发育不全
        上海缺乏现代的文化中介服务机构、文化经纪人和行业协会，造成文化产业功能上的整体残缺，管理机制不全，难以形成产业化经营的链条。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文化产业上下游的延伸度很大，如果要做大做强，就一定要建立强有力的中介机构，整合海内外的文化资源，包括人才、技术、创意、品牌、资金等。目前上海文化产业中介类的服务机构只有演出经纪公司和画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他急需的中介服务机构如演员中介、剧本中介、票务中介等机构都处于自发状态，个体文化经纪人的地位也没有得到确立，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行业协会。

        （九）缺乏各类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
        从最近10年的经验来看，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无不得力于各国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到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韩国有288所大学或学院设有相关专业，其中政府指定赞助的大学及研究院游戏专业就有106个。在韩国1999－2000遇到第二次经济危机时，正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拯救了韩国经济，而其游戏业在短短几年中之所以获得高速发展，与其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强大支持分不开。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是文化人才的极端匮乏。我国的文化人才匮乏的现状也是上海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上海的人才现状是总量不足，高层次、拔尖人才紧缺，人才结构不合理，创意人才、产业经营人才匮乏。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高素质的经营管理、策划、营销等人才。目前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文化单位，很难适应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现行的教育体制也不利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

        （十）文化消费比例不高，增速趋缓
        1．文化消费比例不高
        文化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2004年全国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14.38%，如果扣除教育支出，文化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是6.60%；上海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17.38%，虽然为全国最高，但如果扣除教育支出，文化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是8.65%，比北京的9.36%低了0.7个百分点。而在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中，上海仅为12.73%，虽高于全国平均的11.33%，但在全国排在北京、陕西、山西、天津、内蒙古、甘肃、浙江之后，仅列第8位6。虽然这其中不排除一些地区在教育方面的高支出而使其比例上升，但按照恩格尔法则，上海农村居民的收入及消费支出均高于其他地区，其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比例也应该高于其他地区。
        2．教育文化消费增速趋缓
        从1995年到200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从508元增加到2273元，年均增长率为16.16%；而从2000年到2005年，只从1287元增加到2273元，年均增长率为12.05%。虽然均高于同期总消费支出增长的8.91%和9.20%，但平均增长速度以及在八项支出中的排名均在下跌。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的情况也是类似，其排名下降的幅度更大。
        从1995-200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16.16%，在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之后，位居第三；而2000-2005年仅为12.05%，位列第四，其中的文化消费增速更是只有10.1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也从十年的平均13.84%降为五年的10.86%，排名则从第三位降到了第七位，仅高于食品增速，甚至低于总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这说明，随着近几年住房、医疗制度的改革和汽车进入家庭以及手机的普及等，各种费用的迅速增加使得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