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文化市场环境建设的对策意见

        上海文化发展的市场环境建设是一项极为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上海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但是，只要我们敏锐而又牢固地把握国家文化发展的宏观政策改革与发展态势，深刻认识当代国际国内文化发展基本潮流，抓住当前上海文化市场环境建设的主要矛盾方面，坚定而又稳妥有序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继续实质性地转变政府职能，平衡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现实比例，建立两者发展的有序秩序，协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真正确立文化产业机构在文化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在文化产业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文化市场结构，提高其竞争程度，以深化改革来实现国有以及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机制的历史性转型，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确立文化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基本秩序（诸如公平公正原则、市场准入的扩大、国民待遇、透明度、规范的审查审批制度、遏止盗版等），全面而又快速地推进文化产业投资融资体系市场进程，积极促进国内国际文化大市场的形成，大力发展各类文化要素市场和文化中介机构，以重在制度变革吸引人才，想方设法扩大文化需求。

        （一）加快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真正确立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在文化产业领域，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文化市场，其主体必须是文化企业。如果企业不能成为市场的独立主体，或者难于获得市场的独立主体地位（市场准入），其企业法人身份不明确，文化机构产权关系不明晰和治理结构不合理；如果在文化市场上不能享有公平公正的待遇（国民待遇）；如果市场和政策法规及其运作行为难于预测（透明度和程序化）；如果市场机制难于有效发挥调节资源的基础性功能，那么文化企业一方面不可能具有强烈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也常常会不知所措，文化市场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确立一个基本观念，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数量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公有制文化机构占有主导地位，从而牢固地保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应当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少数具有重要全局性控制意义的文化企业。因此，就数量而言，在文化产业领域大多数文化企业应当采取包括公私混合所有制以及民营或民营为主的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主要应该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而在文化产业领域，如果缺少数量庞大的民营文化企业，纯粹的公有制，乃至国有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文化企业其竞争力是会发生问题的，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最近30年左右文化领域“事业单位，企业化”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保障人民群众普遍的文化权益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主渠道是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而文化产业本质上属于商业，其意识形态功能并不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长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至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也是我国文化体制进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文化商业效应重在娱乐，其有减少对政治意识形态冲击的重大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等早在70年前就已经批判地意识到这点7。
        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环境里，如果国有官办文化产业可能做大做强，如果中国文化产业由此可以融入并深刻影响国际传媒产业，而且能够可持续地稳定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那么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就必须改写。实际上，国际国内大量经验充分证明，即便文化产业机构中“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体制转型为文化企业，如果这一文化企业仍然由政府统制，或者产权结构还是国股独大，那么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最适宜追求利润最大化，适度分散化而且可自由流通的企业产权结构最敏感于市场调节，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适用于公共文化，其长处不在赢利。德姆塞茨教授深刻揭示了民有产权安排效益高的原因：节约使用资源和争取最优行为的谈判成本小，而共有产权恰恰相反8。 施蒂格勒教授则阐明了资本或产权自由交易流通的重要意义9。 美国企业跟日本企业相比具有更大得多的市场敏感性和重组灵活性，其原因很大程度也在于此10。 在一个日趋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垄断条件下的“虚胖”不可能持久，“积贫积弱终将走到崩溃的边缘。无论是“虚胖”，还是“积贫积弱”，既无益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文化产业体制，对多数当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是个误区。
        文化产业当然有意识形态性质，但是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文化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应该适用于当代中国大多数文化产业机构。吴敬琏先生在2000年底指出：“改革20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小到大，到20世纪的9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11经济学家张军先生也一针见血：“20年来，中国实现了告诉的经济增长率，这主要归功于对私人产权的默认。”“在法律上尊重私人产权与保护私人产权的体制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然之路，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的又一次重要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2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统计，中国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仅列第38位13。 基本原因是政府在微观经济层面对企业的高度管制，其中突出的是由于资本所有权不允许合理流通，大规模的和经常性的企业产权交易不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生和完成，大量有效率的本土民营企业不能够顺利进入做大做强的快车道14。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产业变革的前提是实现大多数文化企业化和民营化转型，核心是产权体制和资本市场体制的重构。
        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逐步放开民营文化产业。当然，放开民营文化产业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适宜试点加大引入民间资本的进程，并切逐步扩大。
那么，这是不是否定了“党管文化”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
首先，“党管文化”不等于“党办文化”，“党办文化”只是“党管文化”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文化”等同于“党办文化”，这一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
        第二，“党管文化”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文化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文化产业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文化”原则。这样既能搞活文化产业，又保证了文化产业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文化企业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某些文化企业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
        第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文化社会作用认识上的唯心主义。传统的主流观点不顾社会变迁，也不区分不同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分化状况，仅以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就以为所有文化产业一定是质上有别于其他经济产业，结果造成政治意识形态泛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竟连迪斯科和长头发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15。这一经验教训应当记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无疑比意识形态对社会与历史的决定作用更大16， 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开放民营经济，结果中国社会有了有目共睹的伟大进步，党的领导得以加强。难道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产业比经济基础中的其他经济更重大吗？已经变为产业的那部分文化应该实行产权多样化、而继续留在上层建筑中，并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也应该顺时变革。历史主义地转变党对文化产业的领导体制，适度开放民营文化产业，其结果不仅壮大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而且必将改善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历史往往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外资和办特区等都曾引起“要不要党的领导”之争论。理由似乎“更充分”：经济是基础，党不去领导（传统的“领导”含义是“办”），岂不毁了基础呢？这实际上是将“党领导经济”变成了“党办经济”。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结构，其核心是充分发展社会自组织力量。在一个自组织力量强大的有机社会18， 党必然能更好领导整个国家与社会生活。这么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客观上要求变革计划经济和政治统率一切年代中党包办一切的领导模式。文化产业产权多元化和资本市场的自由流通，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社会小政府之社会形态的发展。
        第四，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文化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19
        总而言之，以企业化为前提、以产权与资本市场体制变革为核心、由此确立文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历史性转型，其关键是党和政府对文化产业领导体制的变革。诺思在谈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指出：国家和意识形态作用重大，尤其是前者：“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20我国文化产业领导体制的变革，其目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其基本制度安排是实现公共事业和商业企业的分流重组。前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发挥党的喉舌功能）；后者办成企业，产权多元化，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并在微观层面上施加少量管制，企业自主经营，消费引导生产与服务，盈利为目的，繁荣人民文化生活。党与政府对传媒企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监管（诸如审查制度）和少量行政管制（诸如许可证制度和文化分级制以及较高经济门槛等），应该逐步确立传媒企业创办由普遍的审批制过渡到审核制。同时为在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确保传媒企业自主经营，应该设立合理的制衡机制（诸如透明度、行政复议、司法仲裁、经贸公平等），以防止审查审批过程中人治、寻租、不负责等现象，在审查审批跟被审查审批者的互动协调关系中既保证党与政府政治审查审批功能正常运行，又维护传媒企业的独立自立，遏止滥用审查审批权限。作为企业，传媒生产与服务单位应该实行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适度分散化。

        （二）加大改革力度，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理顺关系，逐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和“管办结合”的转变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考发达国家在文化管理体制上的“一臂间隔”的分权化原则。“一臂间隔”最先用在经济领域，在文化政策上多指国家对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模式，但这种管理模式同时要求国家对文化采取一种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
        1．通过经济政策影响文化产业的布局、结构和发展方向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制订并落实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政策，要尽快制定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投资融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分配激励政策、用地政策和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政策等，逐步使文化政策法规覆盖文化产业的主要领域。要明确文化开放领域的市场准入标准、准入程序及管理监督办法，降低文化产业准入的门槛，加快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化的进程，大力发展各类非公有制文化企业，落实国民待遇，提高文化市场的透明度，尽速将上海文化发展全面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去，尤其是在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在文化企业经营方面全面实现投资融资的自由化。
        管理部门要积极向国家文化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争取上海文化建设的优惠政策，努力实现政策突破。目前亟需争取的有：允许在上海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加大引入外资力度；允许上海放宽现行的电影院外资不得超过49%的限制；放开娱乐场所审批以及争取电视剧制作机构、涉外演出经纪机构、赴境外文化交流项目、邀请境外来沪文化交流等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给上海；允许上海快速扩大国有和国有控股文化企业上市与公开进行产权交易进程；允许上海国有和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跨地区经营，同时上海也必须开放文化市场，积极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之形成，推进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互动。
        2．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要进一步完善文化法规，完善文化市场法制
        一方面, 文化产业要遵守市场经济的一般法规, 如《公司法》、《经济合同法》等等; 另一方面, 文化企业和经营者还要遵守本行业的特殊法规, 如《版权法》、《知识产权法》等等。国家主要是依靠法制手段对文化产业经营进行管理, 这就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文化产业法制体系,就得在实践中不断增订和完善我国的法律，根据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管理的实践，参考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有关法规，在《宪法》精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在《立法法》的规范下，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市场繁荣的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
        3、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奖励先进，充分发挥产业导向作用，研究制定一整套以增加值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指标体系
        目前，对于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还没有一个准确的量化判断。究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因此对同一领域、同一时期文化产业水平，往往可以有多种相差很大的结论。这种局面，对发展文化产业是极其不利的。为准确反映文化产业水平，上海应该尽快建立起一整套以增加值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具体指标内容：占GDP贡献比例、产业增加值、产业成长率、创造就业规模、出口额、文化市场规模与年度成长率和最终消费市场等。
        4．尽快建立适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统计体系
没有完备的文化统计体系，就不可能有效地管理、全面地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与文化产业。上海应当尽快推进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可以着手做的事情，一是完善并系统而又完整地出版政府有关文化的统计数据，二是按照科学的统计规范改版《上海文化年鉴》。
        5．以“管办结合”方式集中力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
        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总体上讲，政府无疑应该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政府职能。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则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方面舆论界是存在一定误解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政府不应该移用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来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但是也不能固守传统的文化事业发展路子。
   政府文化工作的重心要逐步转到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上去，这是现代政府在文化领域的主要义务。在此领域，在一定范围和层面上，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政府应当承担办文化的职责，而这一办文化的形式可以也应该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间接的，即在政府规范或领导之下由社会公营（诸如英国BBC）；另外是直接的，即政府所有并直接经营。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种形式委托企业机构办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在这方面欧洲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文献。
公共文化服务属于非盈利性机构，政府应当在税收、财政、投资融资、人员工资福利、机构设置、市场准入、监管审查、服务方式等诸多方面制定相应规定。对于我们办好或管理公共文化机构而言，国际社会有关第三部门或非赢利机构的实践和理论具有很大的现实借鉴作用。
        6．决策和管理科学化与民主化
        在决策、法规制订、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当大大加强相关社群和文化机构民主参与的机会与力度，形成高效及时的行政反馈机制。其中重要的措施，诸如政府发布具体而又详细的文化发展政策年度报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和讨论；广泛引入形式多样的听证会，等等。

        （三）切实而有效地促进文化市场结构的转型
        为了促进上海文化市场结构的基本转型，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竞争（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共存的市场结构，即一个大企业、中小企业自由互动的文化市场格局，以提高上海文化市场的竞争程度，除了上述依据国家宏观文化政策，改革政府文化发展体制和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真正确立文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全面落实文化企业国民待遇，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开放、监管审查规范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而外，还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1．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有序分流
        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社会功能各异，运营与政府行政管理方式也非常不
同，因此应当区别对待。否则，市场结构一定相当混乱，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例如，公共文化机构，既有政府财政支持，或者具有垄断地位，又被许可与文化企业在市场中一样竞争广告等资源，后者必然处于劣势，市场在调节资源过程中的基础性机制当然就无法发挥作用。
        现在困难的问题是，在大众传媒领域，由于现行高强度的管制政策，大量国有文化机构（诸如广播电视公司等）既具有公共性质，又必须发挥文化商业功能，因此不仅难于协调商业与公共两大职能，而且也影响到其他相关文化产业单位的竞争力，这反过来又抑制了自身的竞争动力。怎么办？按照国际国内的经验，可以在这些机构内设置公共部门（国内报业已经具有这样的雏形，诸如同一报业集团内分设都市类报和党报等）。一旦成为公共文化部门，就应该单列出来管理，税收、财政、会计、审计、劳动工资、人事管理等都应当有别于其他列为文化产业的部门。在过渡时期，可以暂时由所属文化机构来管理，但是在体制上必须依法分开。有条件的，应当尽快结素这一过渡时期，由政府统一按照公共文化政策法规进行管理或办理。例如，上海文广集团就应当列出几个频道作为公共电视。在公共文化部门工作，就业状况比较稳定，但经济待遇无疑应该比在文化产业机构低，这是国际惯例。
        2．积极推进全国大市场，逐步开放区域市场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结构处于一种极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严重状态，一方面全国文化市场诸侯割据，不仅是过度竞争，而且是弱弱竞争，难于形成全国性文化大集团多元竞争的格局；一方面区域内文化市场垄断程度极高，国有、国有控股、民营等各类所有制文化企业都很难发展；另外，国内文化市场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存在极为严重的隔绝。这与当代国际文化发展和管理制度潮流形成鲜明反差。在如此文化市场结构条件下，国内文化产业又如何与全球化的国际文化产业相抗衡呢？
        从根本上讲，解决办法主要不在上海。但是，由于国家宏观文化政策已经明确要改革这一现状，因此上海不仅有可能，而且也存在一定政策许可的空间，去积极跨区域发展。首先，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应当积极争取，或理直气壮地想方设法推进文化产业的全国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上海应当有限地主动开放市场，改变以往被动开放的态势。
        东方卫视要改变以“作为上海窗口”的发展战略，而应当立足全国，办成特色鲜明的电视频道。
        3．分步骤建立全国性、东亚性和全球性的文化销售网络
        在网络经济时代，必须有更宽阔的构思和更宏大的手笔。上海应该充分利用经济的崛起、文化逐渐由弱势变为强势、上海空间位置的优势与改革开放的龙头地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视节等文化节日等一切可能的条件，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文化产品的转口贸易港。在新世纪激烈的文化竞争中，上海因此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成为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的制高点, 掌握有中国文化产品的世界销售主动权, 减少借用发达国家文化网络销售自己文化产品。

        4．确定重点行业并采取多种措施予以扶持，力求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上海的优势行业
        发展重点文化产业要树立主打国内、面向世界的市场观念。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可优先发展影视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和网络游戏业。 
        (1)影视业
        美国各大电影公司乐观估计，中国电影市场起码具有20倍的发展空间，意味着全国电影票房可以达到200亿。上海在影视制作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上海应加快国有影视单位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积极组织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同时，借鉴北京等地发展民营影视业的经验，鼓励企业、个人、境外资金投资影视业。还可借鉴纽约发展电影业的经验。1977年前后，纽约为发展影视制作业，在市长办公室专门设立联络官，为来纽约从事影视制作提供各类服务。到1997年，影视制作业成为纽约发展最快的五大行业之一。
        (2)演出业
        上海可充分利用演出团体数量较多、资源充足的优势，打破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加强演出团体之间的协作与联合，充分发挥名人、名团、名剧的品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演出产业的发展及向长江三角洲和全国的辐射能力。要大力发展演出经纪机构，积极引进国内外演出团体，活跃演出市场。还可通过鼓励建立演出制作机构，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经营演出市场。
        (3)艺术品经营业
        上海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和创作的摇篮，具有深厚艺术文化积淀。随着上海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住房条件的改善，上海市民的艺术品消费规模将大幅度增加。要努力规范艺术品交易行为，积极推动艺术品市场发展，使上海尽快成为亚洲艺术品中心之一。
        (4)网络游戏业
        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融合，是抢占21世纪文化产业制高点的一条捷径，数字化趋势正在给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趋势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上海可借鉴日本、韩国发展游戏业的经验，充分发挥在通讯、电子、电脑、网络集成等方面优势, 支持有关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网络游戏的研究,并进行产业化的推广，使上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有优势的网络游戏开发、制作和生产基地之一。 
        5．努力打造上海文化产业链
        在加快建设上海文化产业链方面，上海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塑造良好的文化服务环境，鼓励建立混合型文化服务企业，强化和健全对文化市场主体的服务。第二，培育跨媒体集团和新兴产业骨干企业，组织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现代经济可以说是大企业主宰市场的经济。大企业因其经济实力雄厚, 生产和经营技术先进, 市场信息灵敏, 经济效益和经营效果良好, 活动范围广, 竞争能力强, 一般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因此, 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都应有自己的骨干企业, 用以形成经济和市场的基本立足点。第三，激活和构造市场经营主体。第四、建立文化产业投资“引擎”。第五、建设跨区域发展的文化产品服务网络。第六、增强文化节庆活动的服务功能。
        6．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体制
        长期以来文化经营投资由政府统包 ,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单一 ,文化发展缺乏资金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要求。为此 ,必须克服过去文化建设资金不足和过于分散、投资多头管理的局面 ,建立以文化发展资金为主体的文化建设投资基金 ,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集体、社会、个人齐参与的多元投资融资体制，特别是要加快通过上市来拓展融资渠道的步伐。这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政府利用财税杠杆，引导鼓励其他产业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文化产业。继续执行对文化企业单位实行税收减免和所得税返还的政策。帮助文化企业建立内部养老保险基金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资金。对于那些由于体制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历史性不良债务，在按规定执行呆坏账冲销政策的同时 ,实施贷改投，债转股，减轻文化企业还债压力。积极推进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对文化企业发展在金融、工商及税费征收方面实行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其二是增加财政及上级补助资金投入的激励因素。改单纯的产前投入为产前投入与产后奖励相结合的投资方式，改按人头划拨为按产业规模、项目开发核拨资金，增强政府扶持资金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功能。学习借鉴国外文化产业融资、跨国经营运作的经验。文化企业一旦资金雄厚，其经营项目自然会增多，防范危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逐渐增强。

        （四）建立文化市场秩序，坚决打击盗版
        当代国际版权体系正处于重大的制度转型期21，国际文化产业集团正获得愈来愈有利的法制保障，它们将变得更强更大。与此同时，不少跨国文化产业集团正利用其经济力量和法制优势，在日趋开放、全球化程度愈来愈高的中国与上海文化发展语境中进入中国与上海，打击有损于它们的盗版活动。如果上海在版权体系的制度转型方面不做出相应变革，那么国际版权体系制度转型所形成的优势就不可能变成上海文化业的优势，相反国际文化产业跨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合理引入国际文化产业，以推进现代文化业组织创新，积聚经济与文化资源，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促进有效竞争，实现中外文化业结构优势互补。但是，上海版权体系不进行制度转型，不仅形不成这一上海文化业发展的良好格局，相反，在欧美版权体系制度转型深刻影响世界组织而中国又加入WTO的条件下，严重的国际文化经济贸易冲突极有可能形成，并且妨碍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拓展。
        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原创的基础上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战略。文化产业是上海下一轮发展中大有可为的产业。作为我国率先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既要营造有良好知识产权制度的产业环境，又要成为开拓创新，能集聚和提升文化创造能力的产业基地。

        （五）加快建立各类文化要素市场，积极推动各类文化中介机构的改革和发展
        文化市场的繁荣依赖于各类文化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劳动力以及具有知识产权性质的各类文化资源，如剧本、创意、节目、品牌、商标等。这些有形或者无形的资产通过在有效率的要素市场上交易，可以合理地配置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产品流通、积聚文化经营人才和形成文化投融资体制，从而建立完善的文化市场体系。要充分利用上海经济中心调节功能，通过文化要素市场的有效运作，吸引大批文化企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者代表处，使上海成为文化商机的集散地，全国文化生产与服务的基地，文化资源调配的枢纽之一，同时也使上海文化走出上海，加入到全国化的文化生产与服务系统中去。
在建立文化要素市场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各类文化中介机构的改革和发展，使文化中介机构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和连接文化生产、文化服务、文化消费的中间环节，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

        （六）建立文化产业基金
        文化产业的重要特征是创新性和公益性强于或大于其他产业。从公益性来讲, 文化服务商品不仅要反映和表现时代主旋律, 而且还要执行国家对文化的方针政策与具体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文化企业也是自谋生存、自我发展的。他们服从社会效益是有条件的, 若负担得起, 对社会作一定贡献是必要的; 若负担过重, 影响企业的生存, 国家和社会或免除其义务, 或给予适当补贴。从文化产业的创新性来讲, 有成功, 也有失败, 是一种风险投资。文化产业的创新又关系着国家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把握和引导文化服务的创新活动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国家的引导的主要方式是出题目、给资助, 鼓励文化企业按自己情况挑选并创作。由上可见, 强调社会效益, 鼓励文化创新, 支持文化产业经营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需要资金投入。各国实践经验表明, 国家和社会的资金的投入可以采取“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形式。这种形式既有利于资金的管理和有效使用, 也有利于广泛调动社会经济力量, 增加基金来源。
 
        （七）加强文化人才建设
        今日的上海，正面临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升国际化程度，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大课题。市委提出构筑人才高地, 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举措。人才高地的标志不仅要有宽阔的基础面,而且要精英云集、大师荟萃。文化人才的发展, 说到底是和文化市场的吞吐能力、利润产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进和培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当务之急。一是不少地方都有一些办得好的文化企业, 以他们作基地, 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一批实用人才。二是在社会上招聘懂市场、会经营的人才, 他们虽文学艺术规律不甚了解, 但只要同业内文化专业人才结合得好, 也能发挥作用。三是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建立文化产业经营专业, 经常地、稳定地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等专门人才。高校是人才的摇篮，在积极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上海要努力创办本地一流的高校，培养优秀合格的人材。

        （八）提高文化消费意识，建设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
        尽管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同类型的文化消费者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需求。上海文化市场的发展，既需要提升上海文化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与需求，也需要为满足这些欲望和需求提供必不可少的文化设施与服务。和谐社会中的文化市场环境建设，则要既满足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也要考虑所有居住在上海以及在上海停留的所有人群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满足。
        与此同时，随着本届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思想的逐步贯彻和实施，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法规与措施纷纷出台，如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等等，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民的日常生活消费负担，从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转型，使他们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既可以活跃文化市场，也可以充分发挥文化因素在发展经济与提高生活水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应该以此为契机，提高上海文化消费者的文化消费水平，有效地促进上海文化市场环境的建设，加快上海文化市场的发展进程。

1学界一般认为，文化生产要素市场主要包括文化专业人才、文化知识产品、文化专业器械与材料、文化设施、文化投资等市场，而文化中介机构则涉及银行、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专业人才经纪、版权代理、信息咨询、行业协会等（参见弗朗索瓦•科尔伯特：《文化产业营销与管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见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lm, Economica 4 (March), 1937, pp.386-405.
3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泰勒尔(Tirole)、奥多瓦(Ordover)、夏皮罗(Shapiro)、萨勒普(Salop)、施瓦兹(Schwartz)、施马兰西(Schmalensee)等。
4康韬：《世纪之交美国反垄断政策在传媒并购领域的转型》，未刊稿
5李岚，《在政策与市场之间：民营公司电视剧的路径选择》，《视听界》2007.1
6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部分数据为作者计算结果。
7 T. Adorno and M. Horkheimer , “ The Culture Industry :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 in J. Curran et al ( eds ) ,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 pp. 352-367 . London : Edward  Arnold . 1977
8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42页。
9G.J. 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73页。
10张道根：《现代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33页。
11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12《经济观察报》，2003.11.10. B6版；同上，2003.9.29. B4版。
13《经济观察报》，2003.9.8. B7版。
14《经济观察报》，2003.7.4. B6版。
15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页。
18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版，第20页。
21参见附录郑涵、金冠军：《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危机：版权体系的重构——兼论美国与欧洲最新版权法规变革》

金冠军：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涵：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中外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
龙锦：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