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论述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何“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时，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最重要的会议上首次用“软实力”这个概念来标示文化发展的尺度和目标，并且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次新的注解，表明我们党一方面与时俱进，展示了与国际通行发展规则相一致的视野，另一方面又开拓创新，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心。而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流行的关键词，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其意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一个国家公民的有意的和无意的、感性的和理性的、强制的和习惯的、宗教的和世俗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作用的，以此展现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形象、族群特征和精神面貌。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一切人类精神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是文化，语言、宗教、艺术、哲学也是文化，风俗、服饰、饮食、丧葬等同样是文化。文化无所不包，渗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所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强调经济、科技这些“硬实力”的“共性”和符合“国际标准”方面，而讲到文化这种“软实力”时，却着重谈其“个性”和“排他性”，经常讲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些话，就是这个意思。这当然没什么不对。但是需知：文化也是一定要讲共性和普世价值的，否则，一种先进的文化（或文明）怎么可能对别的文化产生吸引力，怎么可能被别的文化所认同，又怎么可能被别的文化所吸纳、融合（至少是部分地吸纳、融合），成为其新的组成部分呢？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几千年不间断的文化，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被许多国家普遍接受的，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是一种不仅有个性而且更有共性的文化。当然，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以及在今天改革开放的现实条件中能够善待其他不同文化的影响，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兼收并蓄一切有益因素，也是其长盛不衰，继续发挥吸引力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国家硬实力已经很强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恰逢其时。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让自己的合理成分和感染力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时，用这些合理成分和感染力去抗衡那些试图解构中华文化的国家。只有这样，我们的软实力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文化安全才能得到确保。

　　文化软实力内容深刻，涵盖面广，大致有以下方面。

　　一，民族凝聚力。这是文化软实力最核心的部分，是体现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民族意志的主要方式。民族凝聚力，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思想的归属和灵魂的依托，对于国家和全体人民来说就是民族的向心力和精神支柱。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发展民族的精神动力，是使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它可以增强民族认同度、激发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有没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高昂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当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过程中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凝聚人心过程中的力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鼓舞斗志过程中的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引领社会风尚过程中的力量。

　　二，国家创新力。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问题不在于认不认同它，而在于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它。这就涉及到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的问题了。为什么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在农业文明的阶段上彷徨和徘徊？为什么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却迅速实现了国强民富的伟大理想？说到底，前者是因为我们过于拘泥传统、习惯，一味遵循于前人的经验和权威的遗训，而后者则是我们突破了这些传统、习惯、经验、遗训，即独立思考、自由创造、走自己的路的结果。只有思想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才会在实践中导致切切实实的创新成果。一百多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并不曾忽视过创新的重要性，但总是见效甚微，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宽松的、鼓励与众不同和超越前人的人文环境，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模式严重妨碍了思想的解放和创新型人才的发现与培养。而改革开放的实施，则极大地缓解了千百年来保守封闭的文化生态和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所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使中国的科技、教育、管理等以全新的内容与形式发展起来，进而大幅度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近30年最了不起的成就，说到底是解放了人，焕发了人的创造活力。因此，衡量“国家创新力”这种文化软实力强弱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由国家倡导、在大众中蔚然成风的那样一种勇于变革与开拓、不保守不僵化的人文环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时说的，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三，历史延续力。在世界上诸多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不曾中断过自己的传统，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的国度。历史首先要靠人类的繁衍来传袭，但更要靠文化的传承来延续。中华文化在其绝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以封闭的形式运行，而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品格。季羡林先生讲，中国之所以不间断地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外乎内外两个原因。内因是：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外因是：不断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外来文化与之交流。比如儒学，就是在与其他各种思想文化（佛、道等）的交流中一方面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特色，另一方面不断吸纳、融会外来文化因子，进而延续并强化了自己的生命力的。在全球化态势下的今天，传承历史、光大文明具有越来越紧迫的意义。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永远是我们在强国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但不能把按国际标准建设中国的物质文明同保持我们自身的精神文化特色对立起来。中华文化只有与时俱进（即弘扬先进与鲜活，摈弃落后与腐朽），才不会被全球化所淘汰，才可能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貌永远立足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四，理论说服力。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不可能站到世界文明发展的高端位置；而理论思维水平不高，从而理论的解读力、说服力不强的文化，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跨越千山万水，途经日本、俄国等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并成为引领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主流文化形态。除了中国的国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外，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说服力（或普遍真理性），即对不合理制度的批判，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构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对改变“异化劳动”的信心等，则是首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展出了一个又一个适合特定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有效地指导了革命、建设、改革。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启发人、引导人、教育人、武装人、凝聚人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作为主流文化的核心部分，其说服力一方面取决于它在实践中的针对性、有效性，同时也取决于它理论内涵上的真理性、解释力，以及其表述形式、表达空间、表现风格等方面的合适性和恰当性。

　　五，道德感召力。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道德立国、伦理治国的国家。因此对中国来说，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道德力量的感召作用。道德感召力，一是激励，二是约束。就激励方面来说，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数不清的仁人志士和典范行为，通过许多流传百世的箴言警句，在当时以及对后代，产生了持续的激励作用，成为中华历史上的道德文化丰碑。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传统文化中这些优秀的道德要素，是我们今天用以激励人民继续奋发进取的永恒力量。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培育和发展，使那些被证明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有旺盛生命力的当代价值，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创新精神、批判精神、自主精神、博爱精神、人本意识、主权意识、契约意识、禁忌意识，等等。就约束方面来说，要树立这样一种意识：一个民族的力量如何，既取决于它能做什么，也取决于它不做什么，即能够从道义和理性上约束自己的国家行为、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现代文明社会，主要靠法律这种“外力”来约束人，着眼于“不许”和“不敢”；但切不可忽视道德约束的巨大作用，如果外在的强制能够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良知和律令，使“不许”和“不敢”转变成“不愿”和“不能”，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化解许多冲突、减少许多纷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讲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加强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的作用，整体提升公民的文明素养、道德水准和国家、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六，语言覆盖力。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国家间、民族间、族群间、人与人之间，必须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以达到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吸纳、影响、教育等目的。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之故。中文所独具的美学意蕴，早已为处在“汉文化圈”的东南亚各国所推崇，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的关注与喜好。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和中华文化的走向世界，要求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孔子学院”已遍布世界），他们从功利的或非功利的角度出发，通过掌握中国的方块字和“南腔北调”来了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不知不觉对他们实施了影响。但是与英语等相比，中文的覆盖面还很小，其在国际交流中的使用率还很低，在信息传输与处理中的作用更小，与中国的世界地位不相匹配。因此，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中文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要提升中文的国际化水平，不但要在技术上加快汉字传输与处理的质和量，而且应当在汉语本身的简约化、形式化、符号化方面迈出步子，以扩大中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七，科技转化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本身属于“硬实力”，即“第一生产力”。但这种硬实力或第一生产力究竟能不能发挥现实的作用，或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现实的作用，却不是科技本身能够决定的事情。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及科技工作者所生活、工作于其中的那个软环境如何。而这种软环境，又取决于一个国家主导性的精神状态、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这些东西究竟怎样，可以影响甚至决定科技工作者的智力投向和对他们成果的评价，进而影响、决定着其成果的转化。必须看到，任何科学成果和技术手段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乃是自主性、创造性的思维，而一个宽容、和谐、民主、有序的软环境，其基本特征就在于能够确保自主性、创造性的思维开花结果。科学精神（包括自主性、创新性、怀疑和批判等）和民主意识（包括自由、平等、宽容等），虽然来自西方，却绝不独属于西方，而是代表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要实现科教兴国，要提高全社会的科技转化能力，就一定要继续以最宽阔的胸怀支持、帮助、促进科技创新和其他领域的创新。

　　八，外交亲和力。毫无疑问，在全球化态势下的当今世界，硬实力仍然是国际交往的主要筹码，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愈来愈凸显；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虽继续发生，但国家、地区、国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却日益成为增进了解、化解争端的有效手段。外交亲和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种民族文化的重要指标。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和而不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曾经以教养深厚、温文尔雅的外交风格，化解了许多敌意和猜忌，为众多国家的领袖所称颂。几年前，一些专家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曾引起国际上的疑虑，后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两个字的差别，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关于发展方式的定位，也昭示了中国对自己外交形象的定位。强大的民族总是自信的，自信的民族总是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在与异邦、异己文化交往时，总是以宽阔的胸襟善待它们，实施开放、容忍、理解、交流的国策；相反，晚清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则反映了当时中国在积弱积贫、危机四伏的状况下的不自信。所以，不管是官方外交还是民间交往，都不能用排外、偏激、走极端的方式来宣示“爱国”。那样做，不但不能真正维护民族尊严，反而会失去朋友和同情者，反而会被误认为是一个难以沟通、不易相处的国家，反而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