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曾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三大优势和特色：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世界诗歌；世界文豪全集；翻译文学理论。

　　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均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仅从社会学“出生地”视角看，如果将身为浙江人却在外地取得翻译文学成就的翻译家，如夏衍、草婴、王佐良、陈嘉、董乐山、朱维之、罗大冈、赵瑞蕻等，以及出生在外地却在浙江为翻译文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如张君川等一起计算在内，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成就与其他省份平行比较，还算不上明显输于民国时代的发达。
　　
    进入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界形成了三代翻译家共同耕耘的良好局面：第一代是指民国时代在翻译界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时代中坚的浙江元老一代翻译家如黄源、陈学昭、孙席珍、张君川等，虽因“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政治动荡而荒废了许多大好光阴，但也在晚年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间断性地完成了不少文学译作；第二代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在翻译界成长、“文革”结束后迅速成为译界栋梁的老一代翻译家如飞白、宋兆霖、郭建中、朱炯强等，他们直接为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重新走向繁荣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特色与优势——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理论探索的“风格译”说、“替代和重写是翻译本质”说等；第三代是指“文革”后在翻译界成长起来、八十年代中后期迅速成为浙江译界核心的中青年翻译家如吴笛、沈念驹、姚暨荣、殷企平、刘新民、毛华奋、郑达华、张德明、陈才宇、郭国良、王之光、江舟等，他们大多来自高校和出版社，是新时期将翻译、理论、研究、出版凝聚为一体的崭新翻译团队，是围绕着新时期以来浙江翻译文学的特色“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 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科幻翻译”、“文化交流翻译”而成熟起来的翻译群体，这个群体巩固和丰富了浙江翻译文学，并影响和培养了新一批翻译后备人才。当然，这种分期法只是基于宏观层面上的权宜之计，并非精确意义上的定评之言，无非是为了总结和研究的方便。
　　
    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繁荣”里同时也蕴藏着时代隐忧。在这三代人中，前两代人之间因为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而形成了较长时间翻译工作的完全停顿或潜流纤细，大环境恶劣还直接造成了第一代人在新时期译坛的虚位和第二代翻译家的恶补，遗憾的是第二代翻译家的社会工作时间太仓促太短暂，不少人因为翻译成果不被现行国家体制所认同而遭遇到社会不公正，为了钟爱的翻译事业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甚至是物质代价。第三代浙江翻译家虽免却了政治创伤之痛，却又赶上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巨大落差和急剧变迁，社会主流价值的更迭难免要冲击翻译事业的正常发展，翻译工作兼职化与翻译成效市场化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翻译文学界遭遇尴尬甚至剑走偏锋——譬如不得不更多地翻译一些“赚钱”的作品而顾不上翻译文学的生态平衡——的主因，浙江中青年翻译家体力透支、利益偏离体制轨道、价值观念持续下坠成为至今仍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和思想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翻译文学的“繁荣”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生豪式忘我工作所代表和推动的浙江翻译文学的“发达”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与同时期全国其它省份相比较，浙江翻译文学在老一代翻译家和中青年翻译家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就仍然是相当显赫的。
　　
    浙江老一代翻译家飞白和宋兆霖无疑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的领袖。飞白先生的“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以及在翻译文学理论探索领域提出的“风格译”学说，宋兆霖先生主持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亲身参与的英美小说名著翻译等，在全国文学翻译界都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和举足轻重的地位；郭建中先生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科幻作品翻译，朱炯强先生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与研究，也走在全国前列，具有广泛的影响；而那些身在外地的老一代浙江籍著名翻译家，也以不同方式间接地为新时期的浙江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飞白、郭建中等学者的翻译文学研究也赢得了全国同行的高度肯定。
　　
    浙江大学的吴笛教授无疑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中青年翻译家群体中的主将，他承继飞白先生的诗歌翻译与研究，以英语和俄语为主从事诗歌翻译与研究，在雪莱、哈代、劳伦斯、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等欧美诗歌译介领域成绩卓著；他与宋兆霖先生等前辈学人合作，在狄更斯、哈代、勃朗特三姐妹等人的小说翻译领域成就斐然。除吴笛先生以外，近年来在浙江文学翻译界比较活跃的还有沈念驹、郭国良、刘新民、王之光等人，他们多侧重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而以沈念驹、刘微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浙江翻译文学出版人，不但自己从事外国文学翻译，而且因编辑并主持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世界戏剧经典全集”、“外国著名诗人诗全集书系” 等多种大型丛书，亲手缔造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全国性声誉，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齐名的翻译文学出版重镇。
　　
    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的第三代学人辐射的领域明显扩展，但是这个群体的关注焦点却越来越模糊、散乱。也许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中青年翻译家群体的最大特色在于翻译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探索，吴笛、殷企平、张德明、蒋承勇、潘一禾、范捷平等老中青学人在最近十年我国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全国同行瞩目的成果，为新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走出“文本转述”与“思想平面化”、实现“文化转向”与“深度阐释”提供了大量成功实例，对文学研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走向生活”、“干预现实”、“改造世界”大有助益。一批青年学者则从跨学科视野出发，超越语言学的工具性传统，融汇中外与文史哲，打通雅俗与影视网，为新世纪的浙江文学翻译研究开拓出一片新领地。
　　
    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翻译、翻译文学研究、翻译理论研究比较重视，唯独对具有明显区域文化特色的“浙江翻译文学史”缺少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吴笛教授的《浙江翻译文学史》课题填补了这个空白，促进了浙江翻译文学的整体反思与持续发展。同时，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等省级学术社团，为浙江省翻译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和促进作用。翻译与研究并举、译介与出版互动的浙江翻译文学“流派”也由此成形，浙江省外国文学翻译界、研究界、出版界的老中青三代学人继承并发扬着“五四”以来以鲁迅、茅盾、朱生豪为代表的浙江翻译文学的优秀传统，为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继续作出巨大贡献。
　　
    总之，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三个领域：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这三个方面的实绩最多，影响广大而深远，也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的特色所在。另外，郭建中先生的科幻小说翻译和朱炯强先生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介也具有全国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