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日渐明朗。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完全无视生命中的“痛苦”、“严肃”、“庄严”与“意志”一端，沉溺于“人生幻觉”“瞬间的快感”，在世俗娱乐中丧失起码的自知与清明，不但以“媚俗”为荣甚至以“恶俗”为乐，踏越了文化伦理的底线，使百余年来岌岌可危的中国文化道统愈陷困境。
　　
    关键词：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欢乐神话；审美困惑；形象崇拜；文化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消费在当今时代被变成了许多人生活的理由——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获得某种自我想像，消费还划定了人的阶层地位，可以说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乃是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并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的神圣价值则被日常化；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并成为普通大众生活的目标之一。在此基础上，消费甚至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梦想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市场是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止向人们述说那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

 一、快适伦理的暧昧与情感制作的困惑

    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转型社会相对应的是商品逻辑对于传统文化形态的改写，去深度、平面化、平民化、遵循快适原则的消费主义文化是其表征，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情感形态从情感主义向后情感主义的转向。[1](P8) “后情感”（postemotion）与“后情感主义”（postemotionalism）来自英国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 Metrovic）的《后情感社会》（postemotional society, 1997）。在他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基础。”他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情感社会”，其明显标志之一就是全社会已经和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束缚方式，在现时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也就是说，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文化产业普遍地操纵了，“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且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2](P8) 在后情感社会，后情感主义成了人们生活的一条基本原则，“后情感主义是一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纵成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ethic of Niceness）。”[3](P44) “快适伦理”凸现出后情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伦理状况——追求的不再是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的情感，只要快适就好。“后情感主义”不相信本真情感及人类现实“本质”的存在，它们洞穿经典情感主义的人为假定实质，索性把情感话语碎片用作日常想象、戏拟或反讽的原材料，并且热衷于成批生产这种替代或虚拟的情感。继西方社会的后情感主义转向在众声喧哗中行进之后，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也开始悄然展露出后情感主义的征兆。无论是音乐、广告、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呈现出对于情感主义的质疑和嘲弄，对本真情感流露了反驳。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情感态度遭到了抛弃和冷落，人们越来越热衷一种宣泄性的快适情感态度——后情感态度，因为批量生产、物质的极大丰富、优裕的当下生活重新把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从中心推向边缘，个性被强大的社会复制、模仿和虚拟冲淡了。因此，人们的情感被物欲、肉欲、快感所操控，呈现为一种不真实、虚妄性、无根性和易碎易变性，甚至是可以虚拟、替代和交易的。
    
    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认为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随着启蒙的实现，人类日益实现着、加深着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但是也同等程度地摧残着控制着理性主体自身的内在自然，人自身合乎人性的真实内容随着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也丧失殆尽了；启蒙把人从外在自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人的内在自然受到理性、科技设置和组织管理的奴役——启蒙在今天走向了它的反面，社会对个人的意识、潜意识的操纵、引导和控制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并且这种控制主要不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并及时通过技术——工具理性和消费至上原则构成的“文化工业”来实现的。[4](P521) 可以说，当前的知识型加速了传统情感主义的破裂、文化工业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本真、自然的爱情、亲情、友情变成了淡薄、虚幻、虚拟、暂时甚至是可替代、可交易的“游戏”；男女之间的交流从传统的情感交流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身体交流”。消费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文化，引领着人们走向反叛、解放和前卫；但是，喧嚣之后是无边的黑暗和孤寂，内心的恐惧和惶惑得不到丝毫减轻，生活的意义和追求变得遥不可及。后情感真的能替代情感吗？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后情感是一处情感困惑，它指向消费当下快感，崇尚享乐主义；在当下快感瞬间成为过去之后，它就变得无所适从——因为它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虚幻的、虚拟的、人为制造的，它对人的灵魂和终极追求起着腐蚀作用；只有在本真的、实在的、没有伪饰和替代的情感关系中，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存意义和动力。
    
    身体本位的欢乐寄托与视觉文化的经验重构是大众文化的新型审美理念与想像方式。审美的身体本位化使大众文化不像经典艺术一样迷恋观念和思想，而是致力于制造一种身体幻象，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趣味；美学的视觉转向使大众文化常常呈现为高品质、虚拟性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传统的以文字中介为核心的想像方式被视觉想像与技术想像所替代。人们借助大众文化带来的身体欢乐与视觉冲击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借助时尚文本，大众文化实践着以身体欢乐与视觉解放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狂欢，其喻示的审美理念与诗学内涵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这种美学剧变连带的社会效应与伦理取向却尚待考察，尤其是以所谓的“审美疲劳”为表象的欲望亢奋问题，以及由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总之，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与审美正义的缺失呈现一种日趋巨大的反差。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加剧了转型社会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与伦理失范（ethics anomy）。因此，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此，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教授尼尔·波兹曼曾这样郑重告诫世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5](P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