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3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专辟一章，并被置于“文化产业”之前，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优先地位。内容涉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以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指向，相当具体详尽。 2007年6月16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会议充分强调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会议还对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以及当前急需开展的工作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很显然，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随着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成熟，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与解放文化生产力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 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我们继连续6年发表《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之后，推出《文化蓝皮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新系列，希望以这本年度报告的编辑出版，见证、服务、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成长。 一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战略任务，构建全新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是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丰富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也将为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全面实现现代化积累新的经验。因此，它既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工程，也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从我国改革开放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今天强调公共文化服务问题有着不可回避的必然性和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一）我国正在进入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到2006年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直逼2000美元水平，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人均GDP2000~3000美元的发展空间，且开局良好。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我国将大大提前抵达第二个“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实现“全面小康”。 但我们党和政府也清晰地认识到，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既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基本需求，但在城乡、地区以及个人之间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发展与分配差距。在人均GDP不断增长、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同时，基尼指数在提高，社会和谐程度有所降低。对这些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时，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无疑将起到凝聚核心价值，巩固共同理想，培育精神文明，促进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面对种种社会矛盾，一个能够充分表达不同意见的公共文化领域，也具有协调各种利益诉求，谋求最佳政策选择的不可或缺的功能。 （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正进入一个向上伸展，完成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建设的新阶段；公共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将成为改革深化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各领域，要求市场规范、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及核心价值观的完善配套。今天，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结出硕果，物权法已经颁布实施，中国经济的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然要向上伸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套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传统的事业单位（包括教科文卫体等方面）改革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基本方面。 本世纪初以来，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展开，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将原文化事业单位中“市场化”、“产业化”程度高的那部分剥离出来，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原文化事业单位的其余部分也在进行各项体制和机制创新，并被逐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再加上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现代政府部门，一个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企事分开，功能体制相区别又相互促进的文化发展总体格局已经初露端倪。很显然，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主旨的这一轮改革，既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展开的历史逻辑，又展示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也将使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融为一体。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还将带来一个重大的变化，它的完整“体系”打造不仅涉及传统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公共文化生产部门，还势必牵涉到非政府非营利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即今天被称作“民办非企业”的部门。甚至，在社会各种因素的推动下，不断成长的私人部门也会表现出投资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理性冲动。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体性构建发展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意义也更为深远。 （三）我国将进入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落实公民各项基本文化权益，培育文化消费、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本性举措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的繁荣发展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任务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共部门整体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在物质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特定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双轨制”，实际上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公共财政尚未建立起来的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文化事业的不得已的过渡性政策选择。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物质生产告别短缺，公共财政基本建立，我们终于具备了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条件。 这种基本条件并不仅仅是各种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首创精神。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创造力的“双重觉醒”。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产品的较大丰富，人民群众产生了不断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传播手段的革命，以及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提供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民群众中间激发出普遍的文化创造和公共表达冲动。总之，在新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环境中，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落实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构建一个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具有提升社会整体素质，培育长远消费需求，为产业发展奠定深厚基础的重大功能，而且将从根本上保护文化创造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伟大复兴。 （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将有力促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塑造和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新型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不仅靠硬实力的比拼，更重要的是道义的影响和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应对国家间新型文化表达力和创造力竞争，发达国家一改以往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保护文化遗产，强化文化认同，改善文化多样性状况，并积极推动国际文明对话。对此我们不应等闲视之。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加入和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及交往规则的制订。新世纪以来，我国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成为全球文化贸易市场越来越重要的成员。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文化格局，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经济领域深入到文化领域，从文化产业领域深入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由信息技术推动的这一轮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而且拓展了新型公共文化交往的空间。一个成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内可以积极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共享，鼓励文化原创，以达到凝聚核心价值，加强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对外可以通过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传播文化理念，塑造文化形象，以提升国家软实力，营造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积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助于我国在更大的程度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交往规则的制订，让更多中国传统伦理智慧融入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成熟的现代国家形象。 显然，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战略任务，也是我国的发展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重要标志。一个无思想表达能力和文化创造力的民族，必定是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失语”的、无竞争力的民族，而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孕育思想表达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路途充满挑战，需要每个公民发挥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筚路蓝褛、以启山林”的首创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