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理论的学术梳理
| 韩永进的《新的文化自觉》（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作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研究”课题的第一项研究成果，不仅向社会显示了文化建设重大工程项目的追求主旨和学术姿态，而且也表明作者对问题的长期关注、对事态的深入思考、对资料的细心收集。单从作者对精心编序的“资料卡片”以及这些卡片之间的背景时间表和意义路线图来看，如果不是下过一番真功夫和苦功夫，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而非教条甚至机会主义符码，那么就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井然有序并且丝丝入扣。 正如本书所论，我们决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就是摆放在那里而且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概念、命题和不同的文化问题陈述方式，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深刻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体验过社会主义进程中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文化矛盾，遭遇过社会转型使其不可回避的历史阵痛和考验，由此才一步步深化对于文化矛盾的理解，凝聚更多文化建设的智慧，提出更加丰富的回答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的思想口号，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有其内在的历史意义演绎，而对于这种演绎的所有外在化语言形态，都必须进行时间生成律制约下的时序定位和境遇嵌合，否则就会作庸俗主义或者表面主义的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及其所有创新成果形态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深刻影响和坐标价值。 进一步的梳理还在于，诸如“文化软实力论”、“和谐文化论”、“文化权益论”、“先进文化论”、“三贴近论”等基本范畴，或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诸多战略性主张，它们除了进程时间维系外，还有较为复杂的意义结构层面的逻辑关系，而且逻辑维系较之时间维系更容易造成运用实践中的理解模糊，导致范畴和主张的创新性在误读中的意义减值甚至学理性缺位，所以，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及其成果形态来说，有效厘清意义的逻辑结构关系，洞察不同命题的问题解读倾向性及其所具有的知识增长点，是使这种研究能够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的关键所在。 新的文化自觉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创新要求，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及其成果形态时对事态的一种判断。在把文化批判转向文化建设的文化战略转移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确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长足的进展。这种自觉和进展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问题境遇和中国知识背景得到知识增长意义上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这种发展中得到了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实惠。文化自觉大大改善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存在状况，使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更加富于协调性和国民的日常生活质量保障，并且由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整体推进而导致我们在中华文化复兴之路上大踏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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