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末，中国社会走进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消解了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
        关键词：大众文化；市场逻辑；中产趣味；消费主义；色情消费；后革命氛围。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摆脱革命战争心态走进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也间断性地传播到广大农村。
        “文化大革命”的荒诞悲剧结束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正常化，文化也在长久的压抑和畸变之后迅速喷发而变得繁杂和亢奋。社会学家所谓的中国社会转型伴随着以下四个特征而迅速展开：一是世俗的大众社会产生；二是“中产阶级”（即所谓的“成功人士”或“白领阶层”）趣味成为社会审美的标准；三是科技与信息因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事业，经典艺术迅速边缘化，装璜艺术因与商业利润的密切关系而成为社会时尚的先锋；四是普遍的享乐情绪，很少考虑终极关怀。因此，马大康先生认为：“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知识迅速积累，知识分子群体因分工而分化了，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已不复出现，精神偏瘫的知识者却产生了。特别是现代科技作为生产力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直接功效和所获得的巨大实利，酿成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不仅导致科技知识分子的片面发展，而且造成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动摇了，人文精神受到质疑，失去了它的根基。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又加剧社会行为失范和社会失衡。”同时，他认为：“我国大众文化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这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大众文化是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两个翅膀而勃兴的。大众文化遵循‘市场逻辑’，它要赢得自身的繁荣，就不能像纯文学那样一味追求个性和独创性而令自己的读者圈越来越小，它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大众，从而赢得更丰盈的利润。这就注定它要追寻大众的‘平均数’，以大众的欣赏趣味、思维习惯，大众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标准作为自己文化生产的标准。”①德国文艺批评家霍尔斯特•吕特尔斯也认为：以高科技手段支持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反审美或后审美文化”，一种“视觉和听觉文化”，一种消费文化；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摧毁传统文化（特别是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从而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统统推入商品的洪。②同时，占据社会强势地位的“市场逻辑”又与意识形态合谋，催生出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形成了以“向钱看”为核心衡量系统的所谓“成功人士”阶层，以及以“时尚美”为导向的所谓“中产趣味”崇拜。

        一、文化消费主义取向：市场逻辑的崛起与中产趣味的崇拜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最早产生于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也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且，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随着改革开放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毫无疑问，大众文化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
        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崭新现象，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种转折性，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两者共同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就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美国文化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探讨了现代文化自我毁灭式的解体：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而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制造出来的，起初是因资产阶级要将个人和个人欲望从社会管制中解放出来，其后则因大众消费经济的建立需要享乐主义的伦理以维持商品在市场上的流动。贝尔认为，文化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现代主义本身，而在于后现代主义——它使经典现代主义的反社会的自我冲动演变为一个大众态度，而这种大众态度由大众消费所支撑；在追求新经验中，大众文化变成虚无主义的文化，打破了将社区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贝尔认为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或者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于是，中产趣味和大众文化在大众社会中成为时髦和风尚，精英艺术与现实生活、中产阶级及世俗大众疏离。社会世俗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渎神——人们不再信神甚至不再有信仰。因此，人们必然追求那种无需深沉思考、无需费心咀嚼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可以满足他们精神的需要，可以慰藉他们的现代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下，艺术的等级观念被否定了。
        根据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在社会中发生了艺术的解体、言路的断裂、人与角色的断裂以及天才的民主化，人们对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分野嗤之以鼻。对于现代文化的这种巨大变化，从不同立场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看法。毫无疑问，在精细的解剖与观照下，丹尼尔•贝尔对此变革的态度是相当忧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现代文化艺术的这一变革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发生的。中产阶级就是指那些从事技术、管理和科学等“理性探究”行当的人们，这些孤独的人们的中产趣味左右着艺术的发展：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紧张、竞争剧烈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追求享乐的需要、追求肤浅和庸俗的需要，以调剂他们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生活。于是，那些娱乐性的、松弛神经的、荒诞的、没完没了侈谈情爱的通俗艺术成为了时尚，并因其连带中产阶级的所谓“成功”标志和“财富”强势而迅速扩散到广大的社会中下阶层。这也正是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所谓的“中产崇拜”的结果，他认为：“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③庸俗的中产趣味是抵御精英文化的最强大的力量，也是造成反美学的通俗文化的主因。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除了其自身较之以往的经济形式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外，还在于它特别明显的文化价值，即“市场经济将人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市场经济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现实，并使社会经济的普遍性交往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市场经济在刺激着技术、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④正是因为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才使得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并为大众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大众文化是与两大全球性历史潮流——市场化和信息化——相联系并由之产生的。市场化在改变社会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文化消费观念，大众传媒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学为最高位的艺术等级制，使影视成为势力最大的艺术门类，创造了新型的企业式的艺术生产模式，使文化生活化、娱乐化、消费化了；贴近大众，取媚大众，满足大众的日常审美需要的尽量“好看”从而“好卖”（商业成功）是大众文化的第一要义。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三大领域不同级次的分离，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正进入宾克莱所说的“相对主义的时代”，即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时代。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杂语”中，“主导文化所张扬的崇高和精英文化的秩序失去了往昔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种日常意识形态获得了市民社会、市民阶层的支持，现世主义观念、消费意识成了世俗社会的价值准则”。 ⑤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的基本命题归结如下：关于人的定义，不再像以往那样认为‘人应该活得像雷锋一样’，而认为人是首先要满足眼前物质利益的生物；关于过去40年的历史，是用虚假的崇高理想来压抑人的起码物质需求的历史；关于当代社会的认识，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化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来进行……从形式上看，旧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表述者，而新的意识形态分散在无数的形象、文字、图片当中。从传播方式上看，新的意识形态充斥在媒体划定的范围之内，遍布各种商业广告、电视节目乃至学术讨论中，并不完全缺乏解释力。这样的新意识形态实质上已经是当今社会文化的主流，却在一定程度上标榜其异端性。”⑥世纪之交的中国大众文化就是在这种社会价值氛围中茁壮成长并身体力行着消费逻辑的理念与城市中产的趣味，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貌似异端的文化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