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消费时代传统文学经典的失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早在本雅明时代，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就卓有远见地指出：在工业革命前的“手工劳动关系”中，人际交往方式主要取决于时间性叙说，所以，“叙事性艺术就驻足在这种关系中”。换言之，传统文学经典正是这种时间性叙说方式的产物，而在工业社会的信息时代，人际交往方式的特点是“瞬间性”，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去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此，叙事性艺术如传统形式的小说就出现危机，取而代之的是既可用机械高效率生产，又可被人们“瞬间”接受的艺术如摄影、电影，本雅明断言：当代是一个“艺术裂变的时代”。
　　在本雅明的预言已成为现实的今天，比经典现象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如何对待经典问题。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层高原》里把墨守成规的线性思维喻称为“树状逻辑”，认为这种以权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其实刚好脱离了西方理性的束缚，只遵循动力和欲望的非决定性的律令，并称这种“树状思维业已宰制了西方的现实与西方的整个思想。”有意思的是：在经典问题上，“元理论”对我们的拘囿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对经典现象的认识上，也有一个观念上的“与时俱进”。
　　
　　二
　　
　　要对文学经典作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义恐怕很难，因为无论就经典本身或其现象而言，文学经典都具有“文学”和“文化”两重属性，也就是说，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就实在本体而言，文学经典具有历史、文化难以超越的原创性、独特性、丰富性和恒久性，对经典的任何当代或具体化解读其实只是一种立足于“当前”和“自我”的“误读”。布鲁姆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影响史其实“就是一部焦虑和自我适合的歪曲模仿的历史”。亦即鲁迅就《红楼梦》所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就关系本体而言，文学经典具有历史生成性和文化同一性，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总是一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的接受和传承，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实现的。正如佛兰克·克莫德所言，“经典。以预先决定的价值塑造了过去，使过去变成从人的角度可以利用的、易于接近的现实”。以此而论，“经典”应该是一个开放态势的历时性概念，永远处于一个被解读、传承、重构的过程中，任何将其简单化的企图都有可能陷入“把经典的文化和历史多样性简化为一种极端保守的经典的倾向”。这种说法基于一个历史事实：经典的现象或形成，总是与某种历史语境和文化元素相联系的。比如，从传播方式上看，后工业时代前的纸张无疑是最为普通和便利的传播媒介，而印刷术则代表了高效率的传播技术，这种传播优势使其传播对象文字文本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经典化的霸权。同时，在漫长的人类史上，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最原始和最直接的交流媒介，其重要地位是其它任何媒介都不能与之比肩的，因此，由文字纸张和印刷术构成的书籍就成为承载人类文化和艺术诉求的主要载体，同时也带来人类史上漫长的阅读时代。所以，以读写为叙事模式的经典正是那个孕育了这种模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而读写方式主要依赖于时间关系，因此本雅明把它描述为“时间性叙说”。再比如，从叙事内容上看，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汉代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取得了文化上的统治性地位。儒学获得经典地位的前提，是其与统治话语的相融以及后者的强力推导：“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作谏书。”为了确保这种与统治话语“合谋”言说的统治地位，国家机器甚至以“科举”的方式将其现实功能化，“在历史过程中被大大扩充了的儒家经典通过一种国家考试制度而得到认可。”当然，经典的最终形成还有其自身和外在其它元素的参与，但强势话语与主流语境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则是一个事实。所以托托西说：所谓“经典化(canonizcd)”，是指“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又比如，从接受方式上看，经典的历史其实就是建构、解构、重构的历史，而推动这种历史的动力，就是其与某种历史语境或文化语境的碰撞交融。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是古歌谣，而第一部文学经典是《诗经》。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人类的早期，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古印度的罗摩衍那。细加思索，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历史语境选择了歌谣这种文学形式或者说是这种文学形式契合了历史语境。早期人类的行为能力极其低下，主要以个体行为为主，而当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时。就需要一种律令来协调群体的动作以提高效率，正所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淮南子·道应训》)而这种有韵律的律令与语言的结合，就成为诗。所以，人类早期的诗其实是吆喝，是歌，是音乐，是在类似于今天的劳动号子中产生出来的文学作品，是来源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又为人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需求的复杂，这种以音乐为特征的歌谣就由最初的效用需求演变为人的审美诉求——“言志”与“抒情”。《诗大序》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审美过程。可见，历史语境的选择，是经典形成或确立的重要因素。
　　
　　三
　　
　　杰姆逊对后现代社会进行过四个方面的文化描述，即：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性消失。在我看来，这四种特征其实可以简括为两个方面的特点，即：精神空间的平面化和物质欲望的主体化。颠覆了“元话语”的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是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元点；而放逐了自在主体的后现代社会其实是朝向物质主义的异化。精神空间的平面化导致了传统价值观的消解和经典的破碎，物质欲望的主体化带来流行文化的泛滥和视觉艺术的张狂。由于失去精神维度的后现代社会已无心灵沉思和思维积淀可言，因此，怀疑与否定成为其精神元点，而对物质的依赖与沉迷使本能和欲望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元动力。反映到审美活动上，美的心灵审视就蜕化为欲望释放与感官刺激。所以，后现代是以物质享乐(消费)为特点，以高效率的商品生产(满足消费)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享乐主义与物欲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艺术成为商品。所以，消费时代的审美原则已简单化为类同于生活中的一种景观、一个事件、一种感官的交流与欲望的满足，“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更加看似新颖的新潮产品……这种狂热的经济上的迫切需要，现在赋予了美学创新和实验以一种日益实质性的结构功能的地位。”这样，以类型化方式大量复制和生产用以满足感官与物欲需要的影视艺术与“戏仿”文学的流行就不足为奇。以此而论，当作为后现代社会标识性特征之一的影视文化兴起之时，以心灵沉思和精神感悟为标识性特征的传统文学注定将被搁置。

　　问题在于：这个充满了物欲与消费的时代还需要文学经典吗?它需要什么样的经典?
　　这样的迫问使我们不得不对后现代的本质进行再认识。消费时代在消解语义中心论和价值中心论的所谓“元话语”后，将自己置身于功用主义的元点，不幸坠入维柯历史循环论的宿命。问题在于：这是一种终结还是一种开始?难道物质化真的就是人的智化的最终归宿?抑或本能注定是人的终极目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已经高度智慧化、精神化的人及人的现象，只能是走向更为广阔的精神彼岸。人的历史呈现为一种二元悖论：人的智化带来物的繁荣，而物的繁荣又进一步开启了人的智化。基于这种立场，我更愿意把消费时代现象看作是这种二元悖论的当代表现。当人被自身带来的物所包围而不堪重负，人就不能不被物所累并退守到本能的元点。但这种退守绝不是终结，只会是一个重新超越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时代的最终本质，恰恰是理性的，它用一种漠然的、否定的方式指证了人的精神深处的无奈与迷茫。换句话讲，它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实现着人对精神的救赎。琳达·哈琴在评述后现代理论特征时指证了这种悖论特征：“任何知识都不能避免与某种元叙事共谋。不能避免与各种可能变成‘真理’之主张的虚构共谋”。这就是说，消费时代所否定的东西，正是它在否定时所持的立场。进一步讲，消费时代对“元话语”的否定，正是依恃了“元话语”的价值形态与逻辑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时代社会的非理性，其实是以理性作为最终的价值基础的。因此，琳达·哈琴进一步转引查尔斯，纽曼的观点指出，后现代主义“自己的立场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这种立场追求的，就是斯图尔特，西姆在论及德里达与利奥塔时所指出的，“为一种超越价值判断的后审美领域创造条件作为他们的目标。”这样看来，消费时代社会决非否定一切，而只是否定为之所累的“现实”。作为一种历史语境，它不是“终结”，而恰恰是“开始”。
　　依照这样的思路。消费时代文学经典的失落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悲哀。因为，经典作为一个历史的、价值确立的过程，终结与开始的是它应有的品质。失落或终结的，应该是那些被人或人的现象所筛除了的东西。既然被人所筛除，其历史合法性本来就值得怀疑。比如，消费时代社会物质的泛滥使人的精神空间日益狭窄，高强度的生存压力使人更趋社会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入已不大可能拥有一张闲适的书桌，从而使传统的阅读被搁置。当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与人的心灵沉思和思维静观联系在一起的传统阅读方式的重新受宠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它开始的，则应是那些与时代语境保持着一致性的东西。比如，与日常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快餐式审美享受和感官愉悦。同样，这样的文化现象也不会风光永远。而正是这种筛除，为新的经典元素带来了可能性。这就像后现代理论大师们在他们的理论中所暗示的那样：“‘没有’哪种叙事可以成为天然‘主导’的叙事；不存在任何天然的等级秩序；只存在我们所构建的那些东西”。由于消费时代社会的最终本质如前文所述是理性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精神回归时代的到来。同时，还应看到，那些与人的深层精神需求有着一致性的元素，则是被历史证明无法“终结”的。比如文学经典表现出来的人性关怀与情感诉求。消费时代的流行文化，其实也是暗袭了文学经典的基本要素的。比如，视觉形象的逼真性，与文学形象追求的感染力保持着一致性；审美取向的日常化、生活化，与文学追求的简略化、贴切化原则有关；戏仿则与文学的阅读策略有关，而戏仿本身，也恰好隐喻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悖论性地既与戏仿对象融合，又挑战戏仿对象。”如此看来，消费时代不仅无法终结文学经典，反而为经典的历史化过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
　　
　　(作者单位：重庆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