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探索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这一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组织保证。在此后80年的风雨历程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历的前头，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理论；三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前两种理论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后一种理论是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建立的。深入研究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必将大有裨益。　　　　
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成熟于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时期，完善于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1．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早期探索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组织和人们的思想文化。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明确写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所以“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143页）
　　很明显，这是当时盛兴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质的飞跃。在此之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仅以对社会的文化改造为己任，所以常常流于空谈。而李大钊、陈独秀等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逐渐确立了经济改造、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的思想，而且认为社会改造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确立了唯一正确的历史航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又自觉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确定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随后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党不断实践着自己的思想。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明确写道，要领导农民从事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随着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提到了党的工作日程。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需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9页。）他还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这就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经济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同上书，第665页。）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的“苏维埃文化政策。”（同上书，第700页。）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提出“文武两方面”的工作思想，即从“文的方面”去说服坚持内战者，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从“武”的方面去迫使内战者停止内战。这一思想后来发展成“文武两个战线”的思想，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思想。随着抗战的深入，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向往延安，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于1939年12月1日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制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该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该决定还提出，要“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20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仅直接推动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而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
　　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这标志着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正式形成。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并运用它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　　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础观点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毛泽东明确将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科学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乃是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反映。中国传统的经济是封建经济，政治是封建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当然是封建文化。但是，“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社会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同上。）所以，作为此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我们革命的对象，不仅是此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而且是此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 、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同上书，第663页。）这种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是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同上书，第698页。）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旧文化斗争与新旧政治斗争、新旧经济斗争一样，从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但“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文化斗争的性质不同。“五四”以前，它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由资产阶级领导，目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在当时，资产阶级的新学、西学思想对冲击封建文化起过革命作用，但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新思想只是上阵打了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失败。“五四”以后则不然，这时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其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其同盟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0年来，这支文化新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博，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还产生了鲁迅这样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此种新文化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告诫全党，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上要防止右和“左”的偏向。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否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过去帮助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时又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是错误的，是没有出路的。　　　 他说：“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但是，又不能将当前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混为一谈。因为这一时期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706页。）
　　毛泽东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基本纲领和政策。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上书，第708─709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当然，它又是开放的，要同一切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互相吸收，共同发展，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不是和任何帝国主义文化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不仅要吸收当前外国的革命文化，还要吸收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文化。但吸收一切外国的东西，都要吸收其精华，排泄其糟粕。“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同上书，第707页。）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亦即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它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又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从这点看，要区分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并采取不同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比如在政治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但在文化上可以与他们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联合，共同反帝反封反迷信；在政治上可以与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在文化上不能赞同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要反对封建主义，但在文化上要区分腐朽的封建文化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要采取科学态度，既要认识到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中国古代灿烂的民族文化，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又要给历史文化以一定的科学地位，不能颂古非今，更不能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掌握两种关系。一种是在干部和大众的教育上，要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相互联系起来；另一种是在文化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上，要明确文化工作者是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对推动革命文化和革命运动有重要作用，但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人民大众是文化军队。“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因此，言语要大众化，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人民大众不仅是受教育者，还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同上书，第708页。
　　应当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国近代尤其是对我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实践的理论总结，初步系统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如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问题、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它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这就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讲话，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从1941年起，我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从思想上总结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分歧，深入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即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以党的历史经验为借签，整顿作风，克服以上三种不良倾向，树立良好的“学风”、“党风”和“文风。”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工作的整风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两条战线，即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而文学和艺术又是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部门。要改造我们的旧文化必须改造旧的文学艺术。如何改造？新文艺建立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毛泽东认为基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革命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艺改革的基本方针。那么“如何服务”？首先要到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获取创作的材料，然后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典型性的艺术作品。要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满足广大群众对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的迫切要求；第二步才是“锦上添花”。要根据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情况，逐渐地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文艺作品和艺术家的标准有政治的和艺术的，且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革命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文化建设。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又扼要说明了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 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所以，要团结和教育现有的知识分子，并培养知识分子干部。要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扫除封建、法西斯文化。要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要帮助少数民族人民，不仅使他们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和发展，也要使他们获得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要尊重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人民政府就要给以保护。（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1092页。）
　　在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除毛泽东同志外，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也都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刘少奇的贡献尤为突出。在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刘少奇提出了丰富的思想。1939年，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影响了我们党的整整一代人。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要具有这种美德，就需要进行各方面的修养，即“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同上，第109页。）具备了这些美德和修养的人，无疑是高尚的共产主义“新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培养中华民族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对“五四”以前“新文化”、“新民”运动的根本超越。
　　刘少奇系统地阐发了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完整理论体系，也使之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坚实的理论基础。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七大报告时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经过全会认真讨论，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论述，并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校，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为通俗读物。”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事实正是这样，“七大”之后，我党在继延安整风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之后，又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文化在革命根据地内得到了极大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建设实践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同时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　　　 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30多年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胜利，把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改造成为一种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现代文化的初步根本性转变。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实践上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体系。这种新文化贯穿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知识分子政策、语言文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不仅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而且远远超越了这一目标，为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二、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可看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它又有三个阶段，即过渡时期的稳步发展阶段、从反右到“文革”的曲折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前夕的纠偏发展阶段。在这近30年的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留下了不少后人必戒的教训。
1.过渡时期的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建设一样，是相当复杂的。1952年之前，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为主，但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已经在一些领域开始；1952年下半年之后，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开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我们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和经验，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在探索中逐步解决。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就开始考虑了。他认为，“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并把它当作行动纲领去实践；还应当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并将此作为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但这只是在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时附带讲到的，没有展开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逐步提到了我党实际工作的日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开始了现实的探索，并且在前8年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毛泽东仍然坚持社会结构的三分法，并且认为三者应协调发展，即“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他又说：“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2、751页。）
　　早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在解放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工作。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有步骤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单行本，第7—8页）1951年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工作方针。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确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许多问题。毛泽东在指出知识分子必需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对知识分子，“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要善于团结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要过分干预他们。（《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页。）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上书，第780—781页）他还特别强调对青少年的思想文化教育，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同上书，第780页。）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学艺术等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行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同上书，第783-784页。）此外，毛泽东还广泛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其他问题，如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借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问题。　
　　　 尽管在建国初期我们党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理论，但由于有较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可供借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建国之初八年的文化建设。比如广泛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文化扫盲运动，1951年到1952年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等。这些工作都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在这一时期，文化建设中急燥冒进的错误也已经出现，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虽然总体上是正确的，对清理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有重要作用，但已经暴露出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扩大化的倾向。

2．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曲折发展阶段　
　　 从1957年年中开始的“反右”运动起，上述错误倾向被逐渐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　
　　 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并号召人们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即所谓“鸣”、“放”。各级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纷纷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于是广大群众非常积极地提意见，揭露出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矛盾。但也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新生的社会主义进攻。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形势，从5~6月份开始，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并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把许多善意的批评者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到1957年年底，已划右派55万余人，其中大多数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这场运动不仅给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以沉重打击，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　
　　 1958年12月，毛泽东意识到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做法引起了对知识分子的过火批判，指示文化教育事业部门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8年12月22日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批示）但此种纠偏工作被不久掀起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左”的政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又对文化领域进行了过火的批评。1963年12月，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还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要求文化部和艺术界组织整风。1964年6月，毛泽东又对《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此展开了对文艺问题批判的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1964年夏，这种批判又扩大到整个文化界，从哲学、经济学到历史学等，许多学者、作家及其理论观点和作品遭到猛烈批判。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对文化界的更大更错误的批判开始，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大失误的十年。由于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文化状况估计严重错误，导致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毛泽东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建国十七年来，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路线占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对《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作出批示：“一切牛鬼蛇神”“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课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从不提倡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不久，毛泽东这些观点被作为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的核心内容下发全国。“文化大革命”以此为标志进入了全面发动阶段。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文化领域开始了全面“批判”。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展开批判“学术权威”；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展开“破四旧”、“立四新”，即所谓破除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主张“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公半读”。这些学校和学科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而且还主张“缩短学制”，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等。在学习内容上，主张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主张文化教育军事化，以革命战争年代军队的培养为榜样。主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全面专政”、“教育改革”、“文艺改革”等等是错误的，不但没有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严重阻碍、耽误了这一建设的进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善意的，目的是要探索一条不同于我国过去、也不同于外国的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但这种探索是不成功的。　
　　 “反右”、“文革”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把文化等同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不仅把思想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看作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把科学技术看作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因而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对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批判，对自然科学中的新兴学科如控制论、突变论、分子生物学等也都展开政治性的讨伐，造成了不少在今天看来极为荒唐可笑的事情。二是偏离了文化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建设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错误路线，使文化建设走入了文化大批判、大破坏的死胡同。毛泽东以为在文化领域“有破”就一定“有立”，即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事实是，文化建设的正常秩序、正确道路被破坏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被破坏了，“新”的文化并没有立起来；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一些“典型”、“样板”也走上了畸型发展的道路，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三是不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要么靠人为地“发动”运动，要么靠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推动文化发展，结果便是一波接一波的“文化”批判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不断翻新。四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知识分子本来应是文化建设的先锋，却被排斥在文化“发展”的外围，甚至被当成文化“革命”的对象，被当成“臭老九”（即被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后边）。在此种情况下，“读书无用”、“文人下贱”的意识遍及全国，“文化建设”焉能发展？五是文化建设中的闭关自守。毛泽东虽然多次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实际上很少借鉴古代优秀的文化发展经验，更不注重学习国外优秀的文化建设成果，而是主观主义地“创新”、“改革”，走入了文化封闭发展的歧路，拉大了我国与世界科学文化先进国家的距离。3．刘少奇、周恩来等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　
　　 当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方面，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还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他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文化工作中的失误。　
　　 早在1956年3月，刘少奇就提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观点；并认为，文艺改革，要“瓜熟蒂落”，不要犯急性病，而且“有害则改，无害不改”。只要有助于发挥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各种作品都可有，世界各国的作品如美国的电影也可拿来。（《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191—192页。）刘少奇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肯定了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上。）并提出了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即“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左右，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也相应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的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同上书，第239页。）他还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思想，即“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同上书，第239—240页。）“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在对待科学和艺术上，要采取“双百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他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了正确政策。他主张“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要“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240页。）　
　　 1958年刘少奇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即“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这样就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亦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同上书，第324、326页。）　
　　 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针对过去几年中文化工作的失误，他提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同上书，第364页。）“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同上书，第374页。）本来“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可以同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杜绝言路，使这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理的门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页。）他号召全党：“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同上书，第367页。）在大会报告尾声中，他指出：过去，我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　　
　 1964年，刘少奇进一步论述了“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并深刻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工人、农民有文化，而且是有相当高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面貌才可以改变，才可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将来才有希望进入共产主义。”（同上书，第469页。）遗憾的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曾提出过许多重要思想。　　　　 早在1952年，周恩来就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的思想。他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象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周恩来教育文选》，科学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二者要同时发展，“不应把文化建设看作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该着手。”（同上。）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口号，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1956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我国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文化发展的远景计划，目标是要在十二年后，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的主要成就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　　　　 1958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选集》（下），第280页。）简化汉字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不久后便成为现实，推广普通话也收效显著，目前仍在继续。应当说，这三项任务的逐步实现是中国文化在形式上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步骤，这极大地推进了全国的文化普及和发展，实现了毛泽东在1940年就提出的改革语言文字、使文化大众化的设想。　　　　 60年代初，针对“左”倾路线对文化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周恩来做了大量纠偏工作。1961年6月，他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宝贵思想。　
　　 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化界要“造成民主风气”。他对“反右”以后的文化界不民主作风、“一言堂”、“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错误做法作了严肃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文艺界“解放思想”，大胆创作。　　　 周恩来还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概念和有关问题，这应当说是今天“两个文明建设”思想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还提出要尊重精神生产的规律的思想。他说：“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恩来选集》（下），第340页。）因此要尊重其规律，例如“搞指标、定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是不符合精神生产规律的，对知识分子是苦恼的事。“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要允许创作自由、作品多样，这样“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才会丰富多彩。“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同上书，第329页。）物质生产部门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艺部门、文化教育部门“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上书，第330页。）同时，“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为文化而文化”。（参见上书第339页。）　　
　 周恩来再次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因为“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周恩来选集》（下），第354页。）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需要做好六方面工作。一是“信任他们”；二是“帮助他们”；三是“改善关系；”四是“要解决问题；”五是“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六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参见上书，第367页。）　　　 正是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提出，要为在“拨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不久中央采纳这一意见，为不少知识分子甄别平反，给文化界以极大鼓舞。1963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报告，明确提出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并提出实现“四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上书，第412页。）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但遗憾的是，“文革”风暴中断了这些计划的实施。　　
　　 在“文革”中，周恩来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我国文化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70年代初，他顶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提出文教、文艺、出版事业还要发展，如字典还要出；“芭蕾舞还要发展；”外语还要学，而且要政治词汇与生活语汇一并学，不能只学政治词汇；还要学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他说；“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周恩来选集》（下），第471页）1972年，周恩来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不久，他又指示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指示恢复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还指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同上书，第474页）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重新提出要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邓小平同志于1975年主持工作期间，继承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路线，首先驳斥了极“左”思潮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的错误，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同上书，第40-41页。）并自告奋勇抓科教文化事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制度改革，否定了“文革”推行的所谓“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模式，实行从中学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制度，于是产生了改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大学生”。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78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等，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关于文化战线的“两个估计，”恢复了1956年制定的正确的文化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等。于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终于走出了低谷，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 第三节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束了近30年的探索性、曲折性发展阶段，进入了顺利发展的全新时期。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理论集中体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一理论起初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进入90年代后逐步发展为比较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针对极“左”路线对思想文化建设所造成的严重破坏状况，决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的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冲破极“左”路线长期造成的假马克思主义禁区，开动脑筋，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独立思考，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实行改革，充分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篇讲话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宣言书。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中央这一思想，号召大家“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1980年，邓小平强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如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个人崇拜、“尽忠”思想、干部终身制、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官商”作风、文化专制主义、轻视科学和教育、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等，同时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殖民地奴化思想。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初步概括。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他还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同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结论之一，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之一。1982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又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8页。）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了系统总结和论述，建构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初步框架。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同时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还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这就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党和国家的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高度。　　　 十二大之后，改革开放大业迈开了新的步伐，由单方位过渡到全方位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时期。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充实了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条款，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这不仅为教育，也为整个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使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在新的科技、教育体制之中。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他还指出，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邓小平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四有新人”思想，“四有”即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即是有这些特征的现代化的人。此后，他又提出了培养“四化”干部的思想，即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培养和选拔干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0、179、380页）邓小平认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接班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党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建议，吸收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将精神文明建设列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括比十二大更系统、更精确而深入。《决议》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即它既是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是物质文明正确发展的有力的“思想保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概括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尤其是把民主和科学明确列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反映了时代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向纵深处发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第一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二个基本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样，这一问题的理论地位就更明确了。　
　　 但无庸讳言，这一时期在党内外存在着严重的“淡化意识形态”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所以会出现，除了当时国内外空前复杂的政治局势外，与不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不无联系。1989年6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使人们树立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的思想信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1990年12月，党在制定“八五”计划建议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并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第八条。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这一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概括，列为9方面的主要内容，并明确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1页。）这就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阐明了精神文明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这一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精神文明建设稳步开展起来。如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开展了普遍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党风廉正建设和民主法制教育；加大反腐败、整顿社会风气力度等等，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的全面高速发展。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和重要措施。该决议与1986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以及此后许多党的有关文件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不仅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和世界发展的大局中来考虑，把它作为长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来考虑，而且从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考虑，以文化事业的提高和发展为主题，对各项文化事业如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等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十五大不仅继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而且全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又一次飞跃。2．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理论，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从而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是一致的，但二者又不尽一致。一是二者提出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文化建设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建设而言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的。二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区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更能够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能够使我们明确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关系。　　　 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提出是有一个过程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加强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列提出，且对它作系统论述的还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之后的事。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了初步论述。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文化建设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文化建设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作品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这个主旋律，又要多样化，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发展、推陈出新；文化建设不能搞全盘西化，又必须立足本国，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要繁荣和发展文化，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根本目的”是要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文化建设领域”很广阔，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文化建设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文化领域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文化建设先锋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里汲取营养、施展才华，成为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可以说，这些论述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雏形。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也发展起来，它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如“黄”、“害”、“盗版”的文化产品增多。针对这种情况，1992年9月3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中提出了“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法制建设”的思想。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时也就确立了这一理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正像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2日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468页）同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在1994年1月24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要用这一理论教育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的青年；要发挥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组建的5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基地的骨干作用；要编写这一理论的教材，作为学校政治课的主要内容。这就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加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基层文化建设”的思想。他说：“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进一步开展军民共建、警民共建文明单位等群众性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城乡基层。”（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此后，江泽民同志又多次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制定文化经济政策，研究文化市场规律，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这样，我国的文化建设就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具体化道路。　
　　 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关键在人”的思想，于1994年1月24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思想，并具体指出，文化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要“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还把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贯彻到各条战线。1993年12月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要“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文化生活”要着力于培养一代“‘四有’军人”；1995年10月，《中央宣传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指出，农村文化建设要以培养“‘四有’农民”即“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根本目标”；同年11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企业思想文化建设要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　　　 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要培养“‘四有’新人”，领导干部必先受教育。1995年9月27日，他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说，“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什么人？要做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上书，第553页）对领导干部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即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即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不仅要堂堂正正做人，还要做“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同上书，第555页）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作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进一步指出，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文化，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业务知识，学习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学习中外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先锋。　
　　 江泽民同志还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重在建设”、重在“创新”。“建设包括管理，管理促进建设。加强和改善管理是发展宣传文化事业、繁荣文化市场的有力保证。我们要花大力量抓繁荣，促发展，多生产人民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同时，对那些错误的、违法的东西不能不管不问。”（同上书，第489页）要适当增加对文化领域的投入，进一步改善文化事业发展的条件。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发展规律，健全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文化建设部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江泽民同志的上述思想。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系统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为我们把这一伟大事业胜利推进到21世纪制定了宏伟纲领。　　
　 在大会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我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命题。　　　 要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外延，必须首先把握我国文化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尽管从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现在，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有了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各地文化发展的状况很不平衡。要赶上文化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还必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以“三个面向”和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　　　 “三个面向”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时代特征。“面向现代化”表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要为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服务，决不能离开中心工作去搞文化建设。“面向世界”表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要瞄准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先进水平，广泛吸取国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加快我国文化建设的步伐，尽快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不仅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还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面向未来”表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瞄准未来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既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又不纠缠历史问题，不能向后看，而要向前看；要制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长远战略，包括“科教兴国”战略等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还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广泛深入的“大众性”。其“民族性”在于，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又要立足于当代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既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又有反映人民群众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思维模式、现代行为标准、现代道德情操、现代审美情趣、现代处世态度和现代风尚习惯的丰富内容。其“科学性”在于，它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基础，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要发展丰富多彩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各种文学艺术，而且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理论依据；还要坚决同一切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腐朽思想文化进行斗争，不断清除文化垃圾，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思想文化保证。其“大众性”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是我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事业；它源于人民，归于人民，它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实践的反映，又反过来服务人民、教育人民、为人民群众所享用，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成为“‘四有’新人”；因而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和文化享用的主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但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才能为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
　　　 十五大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方针原则和基本任务。“这就是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和首要任务。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它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决定着 它能够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决定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因此，必须对邓小平理论作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宣传，使之深深扎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成为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成为文化建设的主旋律。　　　 在抓住这个根本的同时，还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要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思想道德建设，要从青少年抓起。
　　　　 在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还要提高人们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这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要培养和造就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定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提高科技水平，普及科技知识，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鼓励创造发明。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学术文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要深入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科学、历史、文化的遗产和革命文物的保护。积极推进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要实行文化开放政策。我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多样的对外文化交流。即不能搞文化关门主义，又不能搞文化领域的全盘西化；既要积极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分，又要防御和抵制外来文化中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进行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更是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知识分子也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与工人、农民一起，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必须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要领导好文化建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学好邓小平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认真掌握和贯彻党的各项文化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切实体现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要适应文化建设的需要，刻苦学习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历史等，成为有思想、有知识、懂管理、讲政策的行家里手。
　　　 党的十五大还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光辉前景。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完全可以说，党的十五大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长期探索的集成，也是20世纪中国人民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文化建设纲领的指引下，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必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该文著作权属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