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离不开政策的导引和支撑。作为先进文化重要构成的戏剧艺术, 自在其中。只消回顾一下大“革”文化之“命”的那个特殊年代, 在极左政策的摧残下, 落了个“八亿人民八出戏”的凋零局面, 便都明白了。文化政策, 包含两个层面。政治层面, 即文学艺术的方向、方针和公民享有的文化权利。“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 规定了文艺的总政策。创作出版自由和享受文艺产品的权利, 规定了公民的文化权。经济层面, 既指著作权包含的著作权人享有报酬权, 更包括国家和政府借助经济手段调控文艺事业的政策, 俗称文化经济政策。
        当前, 就文艺的方针政策而言, 应该说是得到了最佳贯彻的时机, 公民享有广泛的创作自由, 文艺事业处于宽松的环境之中; 就经济调控而言, 则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由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则带来了经济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新问题。思考“当代戏剧之命运”及文化体制特别是剧团体制改革, 便不能不联系到新形势下、即施行市场经济时期文化经济政策的调控和支撑。本文拟侧重从这一视角, 作些探讨。

        文化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和基本原则

        文化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结点, 可以概括为三个“依据”和五个“有利”。即, 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改革计划经济下统包统管的模式;必须依据文化的精神属性特别是社会主义性质, 适应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的需要, 有别于西方国家; 必须依据文化的艺术特性, 符合和适应文化的内在规律, 摒除长官意志的随意性。政策的实施, 要有利于贯彻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有利于解放艺术生产力, 调动和保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智力劳动成果; 有利于调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 实行文化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 实现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投入; 有利于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变,实施宏观调控; 有利于革除既往文化体制的弊端,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总的是, 要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提供经济保障, 最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大目标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中的文化经济对策, 我以为, 核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 分散决策。区别对待是思考和制定文化经济政策的前提和首要原则。这是因为, 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化事业, 并不是一个单一体, 个中包含种种不同的情况。不讲区别, 不加区分, 便没有政策。
        如何区分? 就文化和市场的关系而言, 大体可以分作两大类: 非市场文化和市场文化。前者的特点是不具备商品属性, 不进入文化市场, 也不受价值规律调控。其间, 又有三种类型: 一是自娱文化, 如民众自办的街头、公园健身舞蹈、戏曲演唱等, 以及工矿、学校、机关、部队举办的各类业余文娱活动、文艺比赛、汇演等。二是民俗文化。包括节日文化、庙会文化等民族民间风俗文化。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泼水节、苗族三月三、汉族龙舟节等自娱自乐的民俗文化活动。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包括公共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 以及文化馆开办的公益文化活动。这些文化公益事业的目的和宗旨, 是通过提供文化服务,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民族素质的提高固然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但是间接的、长远的。因而, 基于其非经营性质, 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 便成为全世界各国的通例。2002 年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 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 要求“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的政策措施”。这就有力地回答了前些年“把文化全面推向市场”、“对事业单位实行断奶”, 以至一些文化公益事业单位如公共图书馆不得不腾出阅览室办游戏厅、用铺面房卖百货裤衩等种种混乱状态。
        联系到戏剧艺术事业, 和公益文化是否相关呢? 就具体剧种而言, 无法也不能判定其公益性; 但基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为满足特殊人群的文化需要而开展的送戏下乡下厂下矿下连队的无偿演出活动, 则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 称之为供给制文化也未尝不可。而且, 不仅贫困地区, 就是首都北京, 也有“燕山情”文艺演出团, 无偿送戏于乡里田间。至于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儿童剧团, 则应视为半公益性文化团体; 他们虽然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 却决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提高民族素质, 为民族振兴服务, 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前些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文化扶贫委员会倡导举办的为农村儿童送戏下乡活动(社会出资, 剧团送戏) , 就是典型的文化公益活动。当前的剧团体制改革中,我以为, 就取区别对待的态度, 不要漠视其半公益性文化团体的特质。用普通民众能够承受的低票价, 送好戏上门(进学校、到校区) , 是符合半公益性质的儿童艺术运行的基本模式, 也是多少年来行之有效的为民众称道的好传统。所谓“妇女和儿童的钱最好赚”, 动辄四五百元一张票, 还沾沾自喜于几场下来从孩子兜里(自然是家长口袋) 掏了几十几百万, 这其实是一种基于无知的误解, 是扭曲的时髦。
        需知, 儿童艺术面对的小观众, 并不都是大款的儿子! 一张票要耗去一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能看得起? 还管不管平民(贫民?) 家的孩子, 难到他们不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 儿童艺术延伸品的开发, 可以放开手脚, 予以区别对待。文化的第二个大类是进入市场的文化, 或者叫经营性文化。其共同点是具有商品的属性, 以商品的形式参与文化市场的流通, 受市场规律的影响、支配。但这类文化之中, 也存在种种差别, 不宜简单对待。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 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目标。其间, “文化产业”是第一次明确地强调提出。而在西方国家, 文化产业也已经或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然, 这里使用的是大文化的概念, 所谓支柱产业, 主要指报刊业、影视业、音像业、信息业、网络业、图书出版业, 以及文化旅游业等等。演出业则颇不相同, 其中, 固然有流行歌舞、通俗演艺等高盈利文化, 但也有高雅文化、民族精粹文化等难以盈利的文化。就我国国情而言, 发展文化产业之指向, 也主要在前述大文化内涵中的各业。
        文学艺术层面, 特别是舞台艺术方面, 因为情况的差异, 更需要区别对待, 分类决策。粗略地分来, 这些进入市场的文化, 大体有三种。一是高品位高层次的高雅(或称典雅) 文化。通常包括文化学术论著、严肃文学作品(也称纯文学, 都不尽确切) 、高层次的文艺表演及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特别是具有优秀传统的各类表演艺术, 如交响乐、芭蕾舞、歌剧、话剧以及昆剧、京剧等等。它们都具有商品属性, 要进入文化市场, 面对文化的消费者; 但是, 由于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完全背离) , 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完全统一, 往往投入高, 回收低, 即所谓“曲高和寡”, 优而不胜。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 也普遍地程度不同的存在。如久负盛名的美国大都会歌剧院, 其演出收入最多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不足部分由企业赞助, 基金会总其成。
        另一种是大众化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读物、通俗类音像制品以及通俗音乐、舞蹈、演奏会等。其特点是读者、观众多, 销售量大, 票房价值高, 经营者收入颇丰,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再一类是文化娱乐业。包括歌厅、舞厅、夜总会、音乐酒吧、卡拉OK厅以及电子游戏机、桌球等等。其中, 许多项目具有高消费、高盈利的纯商业文化的特质。后两者, 也被称作快餐文化。依据前述的种种不同, 区别对待便自然凸现。粗略地说, 对于群众自娱性文化和民俗文化, 取积极支持和引导的态度。支持包括政治支持、思想支持、舆论支持及必要的经济支持; 引导主要指诱导群众剔除自发的文娱活动中的落后的不健康的成分, 促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对公益性文化事业, 根据中央精神, 要全力支持和保护, 自不待言。关键是明确认定, 政策落实。对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高品位、高层次的高雅文化, 则应从实际出发, 采取有重点、有区别的扶植政策。就表演艺术而言, 国家要扶植少数代表国家艺术水准、或具有深厚民族传统、或试验性的团体, 地方各级政府也可依据各自情况, 重点扶植一些代表性的剧种剧团, 特别是地方戏曲剧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我国的昆剧和古琴评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今天, 这种支持和保护已经远远超越国家范围, 具有了世界影响。而且, 在我国古老文化的范畴(包括戏剧艺术) 内, 安知还有多少项目堪配置于其间呢? 这方面, 需要有一点长远的战略的眼光。党的十四大六中全会决议就曾指出: 政府对“代表国家水平的”表演团体, “有代表性的地方、民族特色艺术团体, 要加大扶持力度”。实行“国家保住重点, 放开社会办团”的原则。孙家正部长阐释说: “重点院团的确立, 应根据艺术品种、艺术水准、布局结构、民族特色等多种因素, 由地方党委、政府统筹考虑, 不应只按行政隶属级别简单划定。”
        经济扶植可以是全额的, 也可以是定额的、差额的; 同时, 还要引导社会赞助, 调控赞助导向; 实行税收、金融等的倾斜政策, 给予优惠。当然, 支持应该建立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之上, 决不能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种种弊端统统包下来、保下来。扶植不应是保护消极, 保护落后。
        对于盈利性的商业文化, 即大众化、通俗化的娱乐文化, 可基本由市场供求关系调节, 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发展, 自我约束的原则, 使之成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通过市场竞争, 优胜劣汰。政府主要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控, 实行高消费、高盈利则高税率、高收费的原则, 并用这些收入支持政府倡导和保护的文化公益事业和高雅文化。同时, 还需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舆论手段, 引导从业者依法经营, 守法经营。共同培育健康、有序、繁荣、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