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建设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全球化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自觉

本文从全球化大局着眼，论及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应重新反思社会角色意识，把握经济文化全球化缘由和实质，调适社会文化价值立场，培养全球化时代精神气质，从而担当起先进文化建设的使命。(Keeping the globalization in mi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uman intellectuals should reflect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of social role of themselves, and should grasp the cause and essen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uit well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values, build up the spirits of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ake on the mission of advanced culture construction.)

点击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 人文知识分子(Globalization Human intellectual Culture construction)

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个体都具有某种社会身份，即在享有一定权利的同时，履行应有的义务与社会职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形象地将之称为扮演社会角色。要想成功地扮演社会角色，人们就必须对自己的角色规范（即社会期望）进行到位的领悟和实践，也就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做到角色自觉。面对时下全球化浪潮，作为社会价值、意义体系的构建和先行者，作为思想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进行自我反思，更好地担当自己的社会角色。

一、 审视经济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局势

自从商品经济体制在西方形成，世界就逐步走向全球化。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精神生产和文化传播也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日益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话语深刻阐明了近现代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必然性。

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发展的助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彰显。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各民族的互相往来更加频繁，互相依赖不断加深，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明资源趋于共享。尤其是当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迅速改进，例如信息和图像的数字化、卫星广播和远程电话系统、新电缆和光纤技术以及计算机与通讯网络的联合，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以更快的方式得以实现，全球文化的形成有了厚实的客观基础。正如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的共享。”1

文化流动与交融本是文化的特性，全球化推动和加快了这种流动和交融，文化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实力不均衡，文化载体存在水平差异，区域文化出现强势和弱势之分，文化流动沿着由前者向后者的轨迹，文化的权力逻辑利于强势文化。在当今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明显具有优势。借助这种有利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利己主义的文化战略，企图建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霸权。

对于借助全球化大势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和图谋政治利益，一些西方政界要员包括一些兼有学者身份的人从不讳言。“全球化社会”一词的首创者、曾任美国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世界将走向全球化社会，形成新的社会模式——“地球村模式”，地球村模式将作为标本被所有社会所模仿。紧接着他明确宣告，“美国在60年代就成功体现了全球化社会，在历史上第一个接近全球化社会和地球村平台的国家是美国”，而“在东方国家只存在着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所以美国代表了惟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的模式”。布热津斯基公开动员美国施展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策略，“今后我们应该通过网络外交的方式来实现炮舰外交和实力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2布热津斯基坦言，从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就在积极推行全球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由美国按照美国模式对全球进行新的整合，即实现他们所谓的人类社会的新秩序，而推行这一战略的武器，是利用他们“西方先进文明（文化）”在全球的畅行。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外交理论专家、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夏季著文《文明的冲突》提出，从冷战结束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体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他把当今世界存在的文化模式重新进行划分，指出现有的七、八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局势，这些文明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说，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而令他特别担心的是伊斯兰文明和儒教（中华）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亨廷顿为美国推行新霸权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自己也承认他的那篇文章“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1如果我们反观当前世界风云变局，绝不难看透强势文化所包涵的现实政治意图。这种险恶意图，不能不触动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也就不能不引起良知的冷眼分析和着力批判。

二、 调适文化价值立场

对待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的认识和评价，应该坚持科学、公正的立场。科学、公正的立场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本应该拥有的操守。面对全球文化交流、冲击、融合的变局，科学、公正的文化价值立场更应当为人文知识分子大力倡导和强化。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中，旧的错误文化立场观念又沉渣泛起，世界的和民族的文化建设都面临新挑战。

在对待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评价方面，历来存在两种不正确的极端立场，一种是文化中心主义，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当作最好最优的标准，依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因此敌视和怀疑另外的文化模式。文化中心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最早出现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西方史学界，当时西方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并宣扬，要通过西方文明实现对全世界进行整合。这一学术理念曾与亚当·斯密标榜的“重商的普遍共和国”原则相结合，后经跨国公司全球性经济运作的发展，最终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能够自行调节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稳定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中心地带是控制世界金融和贸易市场运转的霸权国家，而处于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自身经济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制约，再加上国际传播模式是从中心向边缘渗透，因而不能不依赖中心地带和核心国家，不能不在全球分工中，服从于中心地带国家对全世界的全方位整合。这样的世界体系理论警示我们，西方语境中的“全球化”，就是西方要资本主义化全球；如果完全受西方霸权主义控制，全球化也就是那些核心国家文化价值观、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化过程。

当前努力推行西方强势文化的核心国家，又制造了新的理论来为其文化战略推行助阵，例如宣扬文化普遍主义、文化趋同论。这些新学说乍看起来颇为科学有理，因为文化全球化指日可待。但是，再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新学说、新提法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旧瓶装的新酒。普适文化应当是在平等交流和逐步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而形成的新文明，应当是各文化模式差异中的同一，而绝不可以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文化。这是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独特的传统和特色，在向外传播和与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都遵从异中求优的路向演进，它们按照自身需要进行吐故纳新，被纳进的新文化因素经过结构质变，转化民族文化形式，从而成为学习民族的文化新因子。世界文化的普适性，应是在这种转变和升华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普遍的一致性。这种普遍的一致性，与时下文化趋同论和文化普遍主义者强行推行文化霸权和“普适文化”的原则，具有不同的本质。后者仅仅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新的权力运作，也就是仰仗文化强势，迫使他者就范于一种控制论模式操纵下的文化传播体系中，从而实现“西方社会的使命”，即“在世界各地激励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发展类同于西方、类似于西方的形象”。1时下西方文化产品充斥全球，足见新西方中心主义很能畅行。人们选用这些产品，它们便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规范，重新定义各民族本土文化价值，使接受者悄然放弃未必都是过时的民族文化价值，弱化甚至淡忘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就范于“去区域化逻辑”、“向心逻辑”。所以，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冷静剖析、认真批判种种的文化中心主义，不能助其为虐，掉入错失文化价值公正立场的陷阱。

反对和批判文化中心主义，但也不能走向它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文化模式的任何评价和比较，认为一种文化模式都是特定环境下区域文化要素的有机组合，因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文化相对主义是反文化进步论者，在实践中往往产生夜郎自大的封闭意识，排斥外来文化，反对文化交流，坚持保守的地方性，宣扬顽固片面的文化特殊主义。

文化究竟有没有评比性，要看如何理解文化的内涵。英国思想家艾赛亚·伯林指出，文化是人的目标、价值观和心目中的世界图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认为，文化表现于各个自我监控的群体的言谈、法律和日常习俗之中，“实际做法”是文化分析的依据。2据此可以推知，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优劣之分。可是，在现实社会之中，任何文化模式、区域文化确实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方式，如果用属于自己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各种文化永远不会是不合理的、错误的，只有引入他者的角度和方式，才能洞察本身的不足。因此“一种真正的文化、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是那种经得住外来批评的生活方式”。3因此，打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培养公正的人类意识，勇于开展文化交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为本民族文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才是正确的做法、正确的文化价值立场。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行为应当符合这个正确的方向，而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在全球化时代，正确的文化价值立场也就是公正的人类意识。公正的人类意识，首先要认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应有的尊严和正当权利。立足于公正的人类意识，就应该把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公共价值体系的推行，而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文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在文化价值观上就是树立一种对其他文明持宽容和分析的态度，以使自己的文化能从所有文明中发现更多的共识，不仅传播这些共识，而且要帮助人们确立每个人都能从他者那里学到什么的意识。这就要求所有的民族努力清除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隔膜，并且要敢于对那些热衷于把可以而且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的利益冲突，转化为文化冲突的极端狂热分子进行抵制和斗争。这种公正的人类意识和神圣的责任感，体现了对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人类的高度负责的良知。在全球化时代，特别需要普遍树立和弘扬这种人类意识和社会良知，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项事业“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三、 履行社会使命

一个人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就对应着他的行为规范和应有义务。遵循规范、履行义务就是实践社会角色的行为期望（期待）。社会角色期望，顾名思义是社会对某个角色所希冀的职责使命。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构建中国先进文化，并培养适应时代和民族要求的精神气质。

在全球化时代，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尊重每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传统和个性，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多种文化的共同繁荣，相互促生先进的普适文化，这都是文化全球化的应有内涵。然而，从上面的分析能够看出，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向全世界进行文化渗透，力图统摄发展中国家人民精神世界。这是一股逆流。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华文明处于弱势地位，着眼于公正的经济文化全球化，维护本民族经济文化利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率先抵制这股逆流。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拒绝全球化，而是要积极推动符合历史走势的全球化。对文化霸权的有力抵制、对文化全球化的积极推动，付诸实践就要求人文知识分子担当起先进文化建设的使命。

第一，谦虚认真地吸取其它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早就告诫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物质的生产连同精神的生产还有它们的成果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切民族国家都必须主动地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文化的开放与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是我们应有的对策，也是唯一的选择。

在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鸦片战争以来，他们首先自觉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更有大量外来先进文化要素被吸收到中国，经过知识分子的传播和运用，为中国现代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过程，先进价值观要素的学习处于最深层次。西方文化中存有不少进步的价值观因素，值得中国深入学习。比如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世俗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我们完全可以拿来接受。学习外国先进的价值观因素，需要决心和恒心。美国博德公司研究表明，学习异质文化的价值观往往发生的问题是，接受者出现一种明知要学、决心要学，“可是随后又回头走老路”的心理障碍。为了达到将学习进行到底，可以借鉴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理论。他指出学习归根到底要塑造人们的“心理模式”，也就是重塑“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采取行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见解、泛化概念、直至图画或形象”。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这种心理模式和文化价值建设的工程师。

第二，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自身演变的连续性和久远性，其博大精深淳朴的魅力，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笔珍贵的文化资产，应当好好加以开发利用。

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使得不少中国人滋生过盲目自大和自卑两种不健康的心理，产生了文化观念上的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妨碍了正确地批判性继承民族文化资产。保守主义固守传统，视民族文化为全部精华；虚无主义则反过来数典忘祖，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一片黑暗，这都是错误有害的认识和做法。它们共同的症结是不能解决好如何清理文化资产，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现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最为艰巨的任务。应该从清理文化资产开始，发掘它的现代价值，使之成为现代化文化资源。如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类观念，在物欲膨胀，人性淡漠的当代人类社会中，值得重新弘扬。再如道家文化中的淡化物欲，向往自然，崇尚自由等，其现代意义也是巨大的。这些文化魂宝应经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开发、挖掘，使之重新放出光芒，奉献予全世界。

第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离不开借鉴和继承，但还必须把握时代的发展方向，不断创新。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是彼时彼地的创造，人们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到此时此地，而必须结合时代特征与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文化发展的本质。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看，自我封闭、缺乏创新、固守僵化是文化走向没落与衰亡的根源。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断创新。例如儒家文化就在不断创新的推动下，走过了孔孟之道、汉唐儒学、宋明理学和新儒学的发展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更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典范，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八荣八耻”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之间的冲撞、交流日益兴盛，既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条件，也为文化创新增加了压力。如果民族文化不能焕发出新生命力，就会在文化冲突中淘汰出局。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反省。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在后冷战时代何去何从的忧患意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他们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文化形态，探求创新机遇和创新成果。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应当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对之做出回应，同时也应当以实际有效的成果，推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

第四，塑造全球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世界的发展进入全球时代，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要跟上时代步伐，形成自己的新型精神气质。有的中国学者结合美国知识分子专家爱德华·W·萨义德的思想认识，提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大视野、高文化和担道义”的精神气质。1这种提法虽然还可以提炼琢磨，但它指出一个具有时代感的新鲜思路。大视野是指一种宽广眼界，也是一种文化倾向。它是理智的，也是审美的；它对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见解、文化体验和文化理想，持开放和辨析的态度。大视野的核心是个体理性的前瞻性，为了真正具有这样的历史远见，知识分子不能不在自己知识结构的科学性和前沿化上，在增强自己的文化创新能力、思想建构能力和对话能力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高文化，强调知识分子个体文化行为的意义和境界。高文化意味着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地拥有不同的文化经验，能客观地体验和把握民族文化和外族文化的经验与成就；能保持探索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不是做自己知识的囚徒；认同主体积极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消极的赞同和接受，对旨在扼杀主体创造精神和使其心灵碎片化的偶像崇拜，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担道义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具有大视野高文化的个体身份，自觉其生命价值之所在，自觉履行时代使命。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其所应承担的根本道义，是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奉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为此，人文知识分子要保持一种境界：要理直气壮地构建作为人类价值目标的全球化，构建世界意义上的先进文化。（陈锋：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