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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商:皇城脚下的商业文明
作者:本站采编 文章来源:本站采编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9-14 23:57:47     繁體中文

北京不是纽约、曼哈顿。一个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一个经历了850年岁月沧桑的都城,即便是麦当劳、星巴克的数量多过了烤鸭店,阿迪、耐克的流行指数盛于瑞蚨祥,京商的魅力依然风骨犹存,不曾迷失。

当古今的经济发展跨度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时候,当历史中晋商、徽商的雄财善贾被后人啧啧赞叹之时,我们似乎意识到,有这样一群一直在皇城脚下繁衍商业文明的人被忽略了。于是,“京商”文化在人们的追溯中渐渐清晰。

自2005年,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率先提出“京商”概念至今,在市教委、市商务局的高度重视下,两家单位联合成立的京商研究中心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京商博物馆资料库建设京商指数作为高校科技创新项目受到来自各方的鼎力支持。

由此,京商的发展脉络从古至今延展开来。

宫廷消费造就京派奢侈

LV、阿玛尼、古驰……如今这些世界顶级奢侈品牌出现在北京商场橱窗内,已不再令消费者惊喜,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属性已渐渐被人们接受并认可。然而这种引领高端消费、追逐时尚的城市气质似乎可以在历史中寻到渊源。

京商,是在北京这块特定的国都之地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区域商业及商业文化。地处天子脚下,起源于金,历经元、明、清数朝,京商自古把皇宫帝室和官僚政府构成的庞大消费群体看作服务对象。而这些奢华的消费阶层,对于商品品质的苛求似乎也成就了京商老字号流传至今的“御用”招牌。

为了满足宫廷和官府的高消费需求,保持纯正的品质,京商普遍在原料上千挑万选,在技术上务求精益求精,在产品上不断创新,对于管理和技术人才求贤若渴,因此京商的产品和技术标准代表了当时同时代的最高标准。

一些老字号也因此脱颖而出, “正明斋”的饽饽、“天福号”的肘子、“月盛斋”的烧羊肉等都曾受到皇家青睐,授予进宫呈送的腰牌。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茹芹教授认为,皇城的高层次消费需求造就了追求完美的京商。

沧海桑田的京韵街区

漫步在霓虹闪亮、商厦林立的王府井大街,拥挤在人头攒动、车水马的西单商业区,还遥想着前门大栅栏的热闹非凡。

同老字号一样,商业街区也是京商文化的载体。而几经岁月的洗礼,这些街区的演变有些无处查证,有的 “面目全非”。

唐朝檀州街,大致在今广安门大街一带,可谓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钟、鼓楼及斜街一带曾是元大都最大的商业中心;隆福寺庙会与护国寺庙会东西对应,也曾是两大商品市场;朝阳门是清朝南方各省运来各种货物的集散地,朝外大街的商业随之兴旺起来。此外,老字号扎堆儿的前门大街,主营书画、笔墨、古玩等的琉璃厂,民间艺人展示艺术绝技的天桥,崇文门花市等都是史册有所记载的京商之源。而今,这些街区早已是历经轮回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别样生动。

虽然,现今的北京人已经不再需要积水潭的漕运,无需依赖朝阳路的运粮“石道”,更多的来往于CBD商务区和金融街之间,然而这些京商曾经驻足、悉心经营的地方,都留下了一种“曾经沧海”的京韵情结。

兼容并包的儒商文化

正如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茹芹教授阐述,徽商、晋商等多为“走出去”的商帮,而京商重在“走进来”。溯源京商,不同于晋、徽由祖籍而划分的商帮,庞大的京商群体集萃于天南海北。

为适应皇室和官僚政府需要,北京城集中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行业精华:江苏、浙江的玉工;云南、湖北的铜工;广东、广西的绣工;山东的料器;四川、广西的锡器;陕、甘的地毯;内蒙古的皮革等。

来自国内不同地域的商人,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如饭馆业多山东登、莱二州人;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多浙东商人;颜料、纸张、染纺、干鲜水果、粥行等多山西人;茶叶、粮食等贸易多徽州人。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商人群体通过工商会馆的形式组织起来。王茹芹教授评价,全国不同地域商业精华的集聚和文化融合造就了“海纳百川”的京商。

而这样一个多元化、构成复杂的京商群体却可以统一于儒商文化。京商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熏染、影响最为深厚的群体。这一点,从不少京商的牌匾、楹联就可看出端倪。很多皆是由当时的名臣、硕儒题写。如“荣宝斋”的匾就曾由清末状元、书法家陆润庠所书,清秘阁匾额是阿克敦布书写,茹古斋(古玩店)匾为翁同龢题写,悦古斋匾额出自光绪末年学部大臣宝熙之手。

受益于儒家文化,使得仁德、诚信成为京商的经营宗旨。京商的店名中,以“仁”命名的很多,如现存的“同仁堂”、“南庆仁堂”、“仁和”等,都讲究以德经商,用仁心换人心。

而今,发展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建设者同样来自五湖四海。北京的包容性成为延续京商繁荣发展的文化特征。仁爱宽容的儒商文化同样是现代商业文明应一如既往秉承的发展精神。

解读“新京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国明清时期相继出现过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商人集合——商帮。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依靠其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地理优势以及深厚的文化基础,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清代著名的10大商帮为山西、徽州、游、洞庭、江右、福建、广东、陕西、山东和宁波商帮。其中最有名的是晋商和徽商。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汇通天下,显赫一时,至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然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的商人却似乎从未以群体的形象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今年6月份首次提出了“新京商”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京商的讨论,开始关注处于滞后状态的北京商业文化研究。

“新京商”,一个不以籍贯定义的企业家群体

近20年来,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北京地区涌现出一批活跃在各个行业的企业家。与以往商帮最显著的不同是,他们的家乡并非都是北京,甚至大多数人来自于全国其他地区。

北京是个移民城市,京商这个群体更具开放性,不应以籍贯论出身,京商正是由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共同组成的。记者采访到的一些企业家和学者都比较认同这一观点。北大维信总经理段震文说:“我是湖南人,湖南人不会做生意,历史上也没有‘湘帮’,我是在北京学会了经商。”像段震文这样许许多多的企业家组成了北京特有的商业文化群体。

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聚集北京,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在北京交融发展,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北京创造着全球化的产业和国际品牌。尽管这些企业家在北京已经打拼多年,但“新京商”这一概念是崭新的,如何定义还需要不断摸索。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琪延所认为的那样,“新京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形成的新经营群体,这个团体应该是儒商、官商、技商的结合。”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关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弘将“新京商”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认为“新京商是将企业设立在北京,以智慧创造财富、以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群体。”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则对“新京商”的提法有保留意见。他认为历史上还没有过京商的说法,“新京商”也就无从谈起。他说现在讨论的应该是京商,京商是将企业总部设立在北京,在北京发展壮大,并依靠总部力量向全国辐射并带来全国性影响的企业家。

“新京商”群体的高学历和人力资源优势明显

不论企业家和学者如何定义“新京商”,北京目前确确实实地存在着40多万家企业,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一大批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人位列其中,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如何充分发挥他们在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多年从事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的赵弘将“新京商”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和快速增长期。萌芽期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批有能力有胆识的高级知识分子走出实验室,怀着创业的激情成为最早接受市场考验的知识精英。发展期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在这期间,部分留学生开始回国创业,张朝阳创办搜狐,现成为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之一,2004年其个人身价已经达到1.68亿美元。快速成长期是指21世纪初至今。据统计,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2004年新注册留学人员企业有500多家,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已经累计超过2500家。截至2005年5月,中关村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5万家。2004年,中关村年收入超亿元的大企业有473家,超过10亿元的大企业有63家。

如今,“新京商”的队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从对中关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新京商”共同发展首都高新技术产业与高技术型服务业的局面正在形成。

研究“新京商”现象,为群体良性发展创造动力

在北京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新京商”正在不断发展。然而说起北京的商人,人们的认识还很笼统,似乎还停留在京商政治味道浓、能言善侃上。无庸讳言,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浓厚的政治氛围使北京商人的政治神经比较敏感,路子广,信息灵,热衷于做大买卖。但随着我国信息化的推进、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北京的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却越来越小。据俞敏洪介绍,北京的企业不一定就有政府的背景,拿新东方来说,就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给的一分钱,但新东方却在北京乃至全国发展得非常成功。

除此之外,“新京商”还显示出很多不同于其他地区企业家的显著特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知识是蕴含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重要部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北京国美置业总经理禹晋永举例说,在去年的一个归国人员企业家表彰会上,几乎所有受表彰的企业家都具有博士学位。庞大的科研力量和教育资源为北京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调查显示,仅在中关村地区就有国家工程中心41个,重点实验室4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

王琪延强调“新京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据统计,北京的企业平均每年的淘汰率达到13%。他分析说,“新京商”发展会非常快,数量将不断增加,产业分布将更加广泛,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平均学历还会提高,特别是“新京商”将逐步成熟起来,将会体会到经商的目的不仅仅是盈利,还需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

正如俞敏洪所说,北京的企业将会在未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赵弘非常肯定“新京商”的提出,认为“新京商”地位的确立凸显了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有助于提高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突出了北京特色的京商文化。

尽管人们对“新京商”这一概念还存在种种看法,但创业在北京、成长于北京的企业家群体正在发展壮大。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北京撞击、整合,独有的“新京商”文化在时间中发展,在空间中延伸,在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中求得共同的发展。“新京商”概念的提出,让我们有机会去关注这一领域,去挖掘北京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商业文化。探讨“新京商”的生存环境和历史使命,有利于寻找“新京商”群体良性发展的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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